朱棣一年稅收多少

① 朱棣為什麼卻能起兵成功得到天下

靖難之役，燕王朱棣從起兵到謁陵即位，僅僅用了不到四年時間。他何以利用天下一角的藩王勢力擊敗掌控天下兵馬錢糧和正統名義的建文皇帝？

燕王起兵反抗朝廷的名義是「清君側」，是「靖難」，為國家除去奸佞。朱元璋定下的制度的國家的憲法，是不容更改的。諸皇子封藩建國，統帥軍隊，就是朱元璋在《祖訓錄》中定下的規矩。建文帝竟然聽信齊泰、黃子澄等宵小之徒的讒言進行「削藩」，對諸王皇叔進行迫害，這不是違反國家憲法嗎？而且很多「削藩」而栽贓諸王的罪名都是「莫須有」的，比如逮捕周王的原因是周王的兒子告密周王謀反，但是其實這個告密的兒子，也就是建文帝的堂弟年方十歲，十歲兒童告密自己父親謀反，豈不是笑話。根據《祖訓錄》，當朝廷出現奸佞，諸王有權起兵。那麼，修改祖制就是最大的奸佞，燕王起兵有名。

朝廷卻一直沒有宣布燕王是謀反，燕王是罪宗。建文帝還一直告誡朝廷的將領，不要傷害朱棣本人，防止天下人說他殺叔叔。

總之，燕王是擺平了名義、有班底、有能力、有給予了實際的恩惠。做的是「有里子、有面子」。所以，篡權成功也就不奇怪了。

② 明成祖的稅收政策

明成祖永樂年間(1403年～1424年),減免稅的范圍進一步擴大。各地課稅司必須將征稅貨物名稱,榜示於官署門口,凡未標明徵稅的貨物,均免稅,使廣大百姓切實得到了實惠,但是明成祖對蘇州實行重稅
據史料記載,早在鄭和的第六次航海歸來後,明成祖朱棣就曾命他駐南京,停止遠航,以減輕百姓的稅收。
因此,田地的大量開墾，糧食產量已可自給。政府稅收大增
明成祖時期,每年平均所收稅糧為3 180餘萬石
蘇祿東王一行到達北京後,受到明成祖朱棣的盛情款待。當時,朱棣在與諸國交往中,採取的是「厚往薄來」的方針,朝廷同意了他們的要求,劃撥238畝地作為祀田,免去稅收,收成作為祭祀東王的費用,還指派三戶回民協助守陵並照料他們...

明成祖千方百計地提升北京的經濟地位。他知道，北京雖然地理位置極端重要，而且是元朝的大都，但是它在經濟上卻遠不及江南，不及金陵。因此，他首先是想方設法使北京繁榮起來。於是，他下令向北京附近大規模地移民屯田，5年之內減免賦稅。一些軍士，也被放歸北京鄉里種田。戰亂之後，形成大量流民。他下令把流民組織起來，到北京一帶去種田。甚至，他又下令釋放囚徒，安置在北京周邊地區去種田。他還實行了一些優待政策，如向他們**提供牛具、種子。同時又遷往北京大批工匠，給這些民戶以更多的優惠政策。如詔免稅糧，賑濟優厚等。這就在北京市內形成了工商業。由於這樣多年的苦心經營，北京也就逐漸發達繁榮起來。從而，北京初步具備了大都市的規模，可以和金陵相媲美了

③ 為什麼剛建立之初的明朝，就迅速成為世界最繁榮的國家

明朝是中國封建歷史上最後一個由漢人建立的王朝，它一度有著繁榮的經濟。16、17世紀間，明朝曾是世界上手工業與經濟最繁榮的國家之一。

明朝商貿的繁榮不是沒有原因，首先就是發達的交通，交通貫穿了，自然便會帶動物資的運輸，從而，刺激商貿的發展。而這，還得感謝朱元璋，其坐上皇位後，就開始發展交通線路。當然，是以南京為中心。後來，朱棣遷都北京後，又以北京為樞紐修了六條線路，這樣中國東西南北基本就貫通了。

朱元璋大力發展交通，本是想“國富”，但是，卻在無形中培育一個強大的群體。而這個群體的崛起，不僅讓自己的力量，影響了社會的一些民風民俗，更是影響了一個國家的朝政和走向。

④ 明朝朱棣時期國家一年收入是多少

經濟：

明朝建立初期，百廢待興，朱元璋休養生息三十年，後又經過朱棣的勵精圖治，在短短幾十年內達到巔峰。

朱棣統治期間，多次爆發對外戰爭，尤其是對蒙古的戰爭，動輒幾十萬軍隊出征，卻從未為糧草擔憂，展現了當時明朝的強大經濟實力。此外，朱棣期間，大肆開展航海運動（鄭和下西洋，大型艦隊，數萬人），甚至還建造了許多大型建築，開通大運河，這些都需要龐大的經費運轉，但對於朱棣統治期間的明朝，卻宛如九牛一毛。

此外，朱棣還做了一件最消耗經濟的事情——遷都。朱棣將明朝的國度從南京遷到了北京，想像一下建造一個新的首都需要花費多少？這些無不彰顯明朝的強大國力和經濟實力。

文化：

永樂年間編撰的《永樂大典》幾乎囊括了明朝以前全部的書籍內容，字數多達數億，現存的幾百卷《永樂大典》，僅僅是當初的3%，足見這部《永樂大典》的內容有多豐富。

⑤ 急~~~！！！關於建文帝朱允炆的資料，越多越好。最好有關於朱允炆和朱棣的叔侄斗爭。

明代的第二個皇帝朱允炆生於1377年12月5日，即他祖父時代的洪武十年。這個年幼的皇孫被描述為早慧、孝順和正直，據說他的祖父很鍾愛他。如果不是遇到意想不到的事變，他可能會一直默默無聞地下去。1368年2月，洪武帝開始為王朝定下傳統，即立朱允炆的父親朱標為太子，因為朱標在名義上，也許事實上是他的嫡妻馬皇後所生之子。洪武帝的目標是為皇位的合法繼承樹立一個正式的原則，希望以此杜絕將來在皇位繼承問題上的紛爭。朱標在許多方面都不像他的父親：他是一個性情溫和而有教養的人，但不很勇武。明太祖雖然對他的第四子朱棣的軍事才能有很深的印象，但為了王朝的利益，他仍把朱標看作他恰當的繼任人選。② 使皇帝震悼不已的是，朱標在他的盛年37歲時即於1392年5月17日死去。可是，接班的次序是很清楚的：朱標的嫡妻所生的長子已在10年前死去。因此，皇帝只好找朱標一系的次孫朱允炆——即朱標的活著的最年長的合法兒子——為儲君。這個未經過考驗的男孩被立為皇嗣時不足15歲，他絕不能與他的祖父或他的叔輩相比肩，他的指定只不過是長子繼承製原則的體現而已。雖然朱棣後來聲稱，他本人可能被入選為嗣君，只是因為那些儒士們的橫加干預才未成功，但洪武帝事實上沒有考慮把他的其他兒子立為太子。
明惠帝 - 朱允炆(1張)在他的祖父死去後幾天，朱允炆於1398年6月30日在南京即位，時年21歲。他確定下一年為建文元年，並尊封他的母親——二皇妃呂氏（1402年死）——為皇太後。③關於朱允炆的個性和他在位時的國內發展情況現已無可信材料，因為在他死後，他那一朝的記錄都被篡改或銷毀殆盡。建文帝時期的檔案文獻和起居注全遭毀滅，而倖存的私家記述又概遭禁止。 在建文帝繼任者在位的時期，朝廷史官關於建文帝的行事寫了一些歪曲真象的、極盡批判之能事的報道，想以此證明永樂帝奪權是有理由的。他們譴責建文帝和他的顧問們行為放盪和品行不端，把建文帝形容為不孝、奸惡和邪淫的人，指責他玩忽職守並犯有大不敬罪。後世同情這位被廢黜皇帝的學者們關於建文之治則寫出了一些與此截然相反的諛詞，說這位皇帝又是孝子，又是仁君，稱之為遵循儒士勸告和緩和明太祖苛烈行政的一位完美無缺的人物。他們譴責燕王大逆不道的篡弒罪行。④這些殘缺不全的、互相矛盾的材料要求人們必須進行最細心的審查。建文時期許多方面的事實真相將始終弄不清楚了。 年輕的建文皇帝書生氣十足而又溫文爾雅，他繼承了他父親的溫和和好思考的脾性。他靦腆，且又毫無國政經驗；且不說和他的前皇祖考相比，甚至比起他的雄才大略的叔父們，他也沒有那種自信心和堅強的性格，甚至也沒有那種能力。這位年輕皇帝的溫順性格和儒家教育，使得他真正關心他祖父的高壓行政措施對平民百姓的影響，因此他衷心嚮往的是實行理想的仁政。因此之故，他在政府的言論和行事上努力實行一些較大的變革，但這些變革卻招致了災難性的後果。 建文帝即位以後，他對這幾位儒家師傅言聽計從，發起了一些政治上和制度上的改革，看來其意圖是大大背離了太祖高皇帝所做的安排。1380年因裁撤中書省而使中央一些行政機關被取消，它們在現在已部分地有所恢復；制度被修改，以加強文職行政功能和減輕政府的專製作風。 為了貫徹這些改革，皇帝把黃子澄、齊泰和方孝孺都提升為行政負責官員。1380年裁掉中書省以後，明太祖曾經決定，國家一切事務都必須由他一人作為行政首腦來裁決。因此之故，翰林學士們和六部尚書只有建議權和在政府中執行命令之權。當新皇帝召集這三位士大夫來「參國政」時，這種局面就結束了。如果這些重建活動或多或少地不是虛構的話，這些皇帝的顧問們就不是只領乾薪了，而是實際地在管理政府。這樣做就大大地離開了第一位皇帝所定下的制度，因為皇帝的顧問們現在被置於在六部之上施政的地位。他們現在又制定政策，又執行政策，極像從前某些王朝中的丞相的所作所為；他們僅僅缺少丞相的頭銜。沒有這個頭銜只是形式上尊重明太祖的《祖訓錄》，因為《祖訓錄》是嚴格禁止任命丞相的。 皇帝還做了一些改革，對帝國政府內部的權力進行重新分配，也使他自己能實施他的新政策。這些發展變化的確切性質至今很難說得清楚，因為大多數改革的記載已被銷毀。但是，例如《皇明典禮》這種關於建文時代典章制度的書（1400年），以及此後另外編訂的幾種書至今仍可見到，它們可以幫助我們大致了解到這個時期政府中已實行和計劃要實行的革新的梗概，並對它們的意義作出評價。③ 1398年末，新皇帝聽了方孝孺的話把六部尚書從二品提到了一品，又在尚書和侍郎之間加了一個侍中之職。這種制度上的改變把六部尚書提到了與都司同級的地位；自從廢除丞相之後都司比任何文官的品級都高。因此，在他有意識地把政府牢牢控制在文官手中時，六部尚書的地位和權威提高了。 在政府官署的大小和數目方面以及在一整套官員的設置上，也都有了改變。戶部和刑部的所屬司從12個減為4個；都察院中的兩個都御史合並成了一個；同時，國子監和翰林院的各項職責和人員編制大為提高和擴大。這最後兩項改革表明，重點放在儒家教育上和翰林學士在政府中的顧問作用的加強上。在詹事府也設立了某些新職位，使翰林學士在教育和訓練太子及諸年幼王子方面能發揮更大的作用。④ 對六部及其下屬司的組織所作的各種改動中，對官員和皇帝侍從的頭銜所作的變動，以及對南京各官署的名稱所作的改革，都是本諸古代的《周禮》行事的。這些變易不單是象徵性地恢復古代的模式，也不像朱棣和他的歷史學家們所說的那樣是任意變更祖制。它們都是有目的的變革，意在搞一套新的建制，使權力歸到皇帝信任的顧問的名下，加強文官之治，以削弱將軍們和皇子們的權勢。 朱棣
為了貫徹他們設計出來的這些政策，黃子澄、齊泰和方孝孺都被擢升，握有空前大權，這就大大地背離了明太祖所定下的制度的模式。他們在國事中起著特殊的作用，簡直就是皇帝的化身。他們即使不對內戰負主要的責任，也要負直接的責任，因為他們對朝廷的控制和他們正在推行的變革給了燕王以發起叛亂的口實。燕王說，對建文的顧問們發動的懲罰性戰役是忠於王朝的行動。⑤隨著建文朝廷的消亡，所有這一切政治改變和制度上的革新都付之流水，它們只是作為復古和反動的背離祖制的失敗的嘗試留在人們的記憶中——是書獃子皇帝和他的不通世故而迂疏闊大和抱負不凡的，或心懷野心而又有煽動性的顧問們的一個愚不可及的消遣之作。建文朝廷還有一些國內政策和措施值得注意；它們都偏離了洪武時代的既定安排。第一個措施是改進了明太祖所實行的嚴厲的法律制度。洪武帝曾經頒行了一整套法典，使之成為全帝國的法律准則。他有時用「誥」的形式來給法典做補充，有時又用「榜文」的形式來發布典型的案例。榜文第一次出現在《大誥》中；這種《大誥》在1385年和1387年之間曾經編纂、修訂和擴充。它們出現在1397年版的《大明律》中；《大明律》把這些誥和榜文都收在它的附錄中。建文帝認為他祖父的律令法典的某些部分過於苛嚴，特別是那些在誥和榜文中所定下的懲罰條款更是如此。據說，他在他祖父生前即已敦促洪武帝從他的法典中取消73條這樣的條款。在他即位以後，他禁止以誥文為根據來進行審理和判案，同時停止張貼榜文，這就使他用正式遵守律令的手法，巧妙地掩蓋了他事實上對他祖父的指令的否定。這些變革後來被永樂帝一掃而光；他恢復了太祖的所有嚴厲的誥文和榜文中的法律效力。① 在財政方面，建文朝廷也制定了一些新措施，以減輕前朝某些過重的稅收。其中最重要的是減少了江南的過度的土地稅，尤其是減少了富庶的蘇州和松江這兩個府的土地重稅。這些減稅措施是繼續了洪武朝即已開始的減免政策，但是它們大大超過了以前的辦法。富庶而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區自王朝開國以來就被課以重稅，從而使這里提供了主要的財源。原來的稅款意在實行懲戒。1380年4月洪武帝曾下令減稅20%，但是即令如此，這里的土地稅仍然過於沉重。例如在1393年，僅蘇州一地就得全年交納281萬石糧米，這就是帝國2940萬石全部土地賦稅的9.5%。這樣是太不平等了：蘇州僅占帝國登記在冊的耕地的1/88。由於這樣過重的苛索，當地人民往往不能交足規定的稅額，特別在凶荒年代更是如此；他們拋荒了土地，變成了遊民，從而更加加重了納稅居民的負擔，同時也減少了每年的稅收。② 1400年初，建文帝因有人申訴南直隸和浙江等地區賦稅不公而採取了行動。他下令按每畝地收一石糧的統一標准在這些府里收土地稅。洪武帝曾經禁止蘇州或松江人氏被任命為戶部尚書，藉此防範出身於這些富庶州府的人們把持財政，偏私家鄉，從而犧牲了國庫的利益——現在建文帝也解除了這種禁令。很可疑的
是，這些新措施是否得到了貫徹；到了1400年，建文朝廷已經深深地捲入了和燕王對陣的軍事行動之中。 另外一項財政改革是限制佛、道二教寺觀所能擁有的免稅土地的數量。這項政策是特別針對佛、道僧侶們在江南富庶州府的情況而發的，因為在洪武帝的庇護下僧道們都攫奪了大量的肥田沃土，從而變成了有權有勢的地主。他們的財富激起了人們的不滿，因為宗教界的僧侶職事們不僅享有免除土地賦稅和徭役的權利，甚至還把不法負擔強加給當地居民，即佔用他們的土地，強迫他們給自己服勞役。朝中的官員上了兩份奏疏，請求限制佛教和道教的土地佔有數量，建文帝在1401年8月發出的一道詔旨中批准了他們的建議。這一新命令只准每一名僧道擁有不超過五畝免除賦稅的土地；多餘土地應分給需要土地的人民。這個政策又使得燕王找到了另一口實，說他的侄子如何違犯了《祖訓錄》；它進一步為他提供了對皇帝進行「懲戒行動」的理由。③ 這些命令未必都曾經付諸實施，因為建文朝廷此後不久就夭折了。但是，由於它們攻擊了佛教和道教僧侶們的既得利益，這些政策無疑地疏遠了宗教界，特別是得罪了佛教徒。因此，許多佛教僧人都為燕王叛軍效勞是不足為奇的：他們的領袖是這位僭主的顧問，即和尚道衍，此人自1382年以來即已為燕王服務（他後來名姚廣孝，1335—1418年）。④
編輯本段削奪諸藩王的權力
對諸藩王國度里的行政也進行了一些改革：設置了賓輔和伴讀，並讓翰林學士以儒家的為政傳統教育和輔導諸幼年王子。王子們還進一步不準參與文、武政事；這個命令顯然與《祖訓錄》中的規定大相徑庭。這些加強了皇帝對藩王控制的新條令是意在取消半自治性質的封國的總戰略的一部分。① 削奪世襲封國的政策的產生是由於擔心幾個有野心的皇叔可能要發難，特別是擔心燕王朱棣。1370年以後，明太祖陸續分封了他年長的九個兒子（其中包括朱棣），把他們封在西北邊境和長江中部，王位世襲；這些藩屬王國都是用來作為抗擊蒙古侵略和鎮壓叛亂的支柱。王子們都享有巨額年俸和廣泛的特權；雖然他們在法律上對境內平民百姓不享有直接的行政權力，但他們每人都節制三支輔助部隊，其人數在3000到15000之間。① 為了確保他對分封諸王國的控制，開國皇帝在他的《祖訓錄》中曾定下了一系列條令規章來管束諸藩王的行為；《祖訓錄》首次發布於1381年，後來又在1395年做了修改。其中有一條規定：在新皇登極以後的三年時間內藩王們不許來朝廷，只能留守藩封。可是，如果有「奸臣」在朝廷當道，諸王得准備他們的兵力，聽候新皇帝召他們來「撥亂反正」，而在完成了他們的任務和驅逐了奸佞以後，他們仍應返回封地。 對於合法的繼承原則定下了一條重要的規矩；它既適用於藩封王子的繼承，也適用皇位的繼承。其中主要的一條原則是繼承人應該是長子，並為嫡妻所生。如果這一點已不可能，嫡妻所生的第二個兒子將成為合法繼承人。②為了使這些家法垂諸久遠，明太祖對後嗣下了嚴厲的警告，禁止他們對他的訓示有一絲一毫的改動；而且他告誡諸王，對任何違犯者，甚至皇帝本人，他們可以群起而攻之。③這位開國皇帝的想法是很不現實的；制度上的調整總是不可避免的。新皇帝現在企圖削奪諸王的權力，這就使他與他的叔父們——特別是燕王朱棣——發生了公開的沖突。然而可以理解的是，在這些藩王看來，他想削奪分封諸王一向享有的權利和特權的行動嚴重地違反了《祖訓錄》。 朱允炆
人們向來認為削藩的政策是黃子澄和齊泰所出的主意，但是，它也可以說是出自皇帝的聖裁。黃子澄是這一政策最積極的擁護者，據說他使皇帝對採取這項政策的重要性獲得了很深的印象，因為他向皇帝講述了公元前154年漢代的七國之亂反對漢景帝（公元前157—141年在位）的故事，而且也一般地提示了這些強大而又擁有半自治權力的藩封所特有的潛在危險性。①他們曾經考慮了兩種行動路線：一是徹底廢除藩封諸王國；一是減少他們的政治和軍事大權。主要的目標是燕王；到了這個時候，洪武帝的二子和三子均先已故去，只剩下燕王是現在健在的最年長而又權勢最大的藩王，同時他也是皇家禮儀上的尊長。幾經斟酌之後，建文帝決定走完全廢藩的道路。這樣便激起燕王舉兵反對皇帝，他表面上是要恢復王朝原來的制度，實際上卻是要保持他自己的權力和影響。①
編輯本段燕王的叛亂
令人難以對付的燕王朱棣生於1360年5月2日，他的生母也許是洪武帝的一位貢妃。他不是像他自己後來所說的那樣為馬皇後所生；他的這種說法是想在他從他侄子手中奪取了帝位以後按照嫡長子繼承原則使他的即位合法化。他長得堅強有力，同時也精通武藝，而且據說在學習儒家經典和文學方面也是出色當行的。他的文學功底在正史中有所表述，因為這種成就符合一個儒家君主的公開的形象。①1370年5月，洪武帝把他封為燕王，定他的封地在北平（今北京），讓他坐鎮北方邊境，以保證國內的安全和抵禦蒙古人的入侵。 那時的燕王只有10歲，直到他成年以後才於1380年4月去北京就國。到了這時，他在宮廷已經接受了優秀學者和佛教和尚們的最好的通才教育。他在明王朝頭等將領們的輔導之下也已經開始表現出軍事領導才能；特別是徐達（1332—1385年）對他的教導更有效，因為1376年他在皇帝的意旨下娶了徐達的長女。②在往後的數十年中燕王守衛他的藩封時，他經常指揮對蒙古人的戰斗，在老將們的輔弼之下很會打仗。他的功績贏得了他父親的好評，但也引起了後者的煩惱，因為他越來越變得心志不凡、目中無人和鬧獨立性。當1392年洪武帝冊封他長兄的兒子朱允炆而不是指派他為皇嗣的時候，燕王顯然是異常失望的。① 1398年末，即建文帝即位之初的幾個月中，皇帝開始考慮怎樣增強自己的權力而同時削弱諸封建王國的權力，並且利用或有或無的罪名對那些較小較弱的藩王採取激烈的行動。周王朱橚（1361—1425年）是第一個倒台的，接著另外四個王子也垮了下來：代王朱桂（1374—1446年）；湘王朱柏（1371—1399年）；齊王朱榑（1364—1428年）；以及岷王朱楩（1379—1400年）。一年之內在五個舉足輕重的藩封被廢之後，燕王便成了下一個目標。朝廷承認他是最棘手的敵人，因此在行動上很小心謹慎；可是，這樣一來反而給了燕王集結部隊和作準備的時間。① 現在不能肯定，燕王何時才開始下定決心對抗朝廷。據有些材料說，他在道衍和尚（後名姚廣孝）的影響下很早就有和朝廷對著乾的意思；按，道衍是明太祖派到他的王府里來任事的，並博得了他的信任。道衍據說在朱允炆被封為儲君以後曾向燕王進言，說他註定會有九五之分；他並且鼓勵燕王謀劃進一步實現他的雄心壯志。當建文朝廷開始清洗他的兄弟們的時候，燕王馬上覺察到他的地位危殆，因而他就商於道衍（這時道衍已是他的主要顧問和謀略家），應該採取什麼步驟來對付這一威脅。①燕王已經用招降蒙古士兵的辦法擴充了他的部隊，同時他又和那些對新皇帝已不再抱幻想的宦官內外勾結起來。可是他還無意立即行事，因為他的三個兒子正在南京作為人質，以保證他不亂說亂動。與此同時，雙方的間諜和代理人來回打報告。燕王在1398年和1399年搞了許許多多鬼把戲，又是裝病，又是裝瘋，請求遣返他的兒子們。直到1399年6月建文帝才准許他的幾個兒子回到他們父親身邊——歷史學家們把這一決定稱為愚不可及；燕王這才決心用軍事行動抗命朝廷了。 敵對行動爆發於1399年7月末；那時有個忠於建文朝的軍官抓到了屬於燕王藩國的兩名下級官員，並把他們送往南京以煽惑罪處死。燕王抓到了把柄，利用這個機會在8月5日向鄰近幾個州縣發動軍事進攻，借口要清除朝廷里的奸佞官員。這標志著在朝廷和燕王之間開始了一場血腥的、持續三年的軍事對抗；後來這場戰爭被掩飾而說成是「靖難」之役。② 為了給他的叛亂設詞辯解，燕王在後來幾個月內精心策劃了幾篇文告：它們包括在1399年8月和12月致朝廷的兩封信，以及後來給官民一體知照的宣言。這位藩王堅持說，他正在進行的是終止內亂的正義行動，而且無論衡之以儒家的孝道，還是衡之以規定諸藩王義務的《祖訓錄》中的條款，他的行為都是對的。①他指責皇帝，特別是指責他沒有把他父皇的病情告知他，沒有讓他奔臨喪葬；另外，還指責他毀壞先皇所居之宮室，從而背棄了洪武帝的祖訓。 他還指責皇帝受齊泰、黃子澄等宵小之臣的誘惑，對諸皇子進行了迫害，並且錯誤地指控他在做軍事准備來反對皇帝。他爭辯說，他所採取的行動是正當的自衛，同時他要求皇帝去掉左右的奸詐顧問們，恢復太祖皇帝的法律和制度。除此之外他還聲稱，他有義務來執行這次懲戒使命，因為他是馬皇後所生的最年長的健在兒子，就責無旁貸；他指天誓日地否認他對帝位感興趣，只是說他是本諸《祖訓錄》中的規定而開始清除朝廷中的小人官員的。
根據現代歷史學家所提供的材料，他的任何指責是否有充分的事實根據，或者他是否真正能夠在當時就把這些論點公諸於世，是值得懷疑的。可是，這些指責對燕王來說卻是關系成敗的問題；最終地它們要使他對抗朝廷的行動站得住腳，並且還可幫助他糾集能夠抗命的人馬。這就是為什麼這位藩王在篡奪皇位以後要竄改歷史記述，把那些和他的言論相矛盾的記載統統去掉，換上支持他的合法繼承權利的一些歷史說詞。①
編輯本段明惠帝朱允炆的下落
建文帝朱允炆是明朝的第二代皇帝，其父朱標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長子，早年立為太子，不幸中年早逝。朱元璋按封建禮法傳統，立朱允炆為皇太孫，朱元璋死時，他已21歲了。繼位後改「洪武」為「建文」，史稱「建文帝」。但在位僅僅四年，即被他的四叔燕王朱棣用武力推翻，而下台後的建文帝下落，卻又成了千古疑案，眾說紛壇。主要有： 隱居說。永樂二年（1404），何福之弟何祿，攜子魁二、魁五與何福季子魁六，祖籍湘潭、原任左軍都督顧成之孫顧興國，戰歿鄱陽湖的旗武將軍齊成之子、千戶齊興（世界文化名人齊白石宗族之始遷湘潭祖），護送建文帝朱允炆由江西撫州臨川來湘潭，護送人的眷屬亦在隨行之列。朱允炆始藏銀塘，先後移居縣城東隅之金泥灣和西鄉之碧泉，改姓名為何必華，字汝川，娶銀塘四甲土著何氏何惠之長女為妻，終年87歲。 據湖北麻城龜山族譜記載何必華乃水部堂何姓二世祖，其後有何應瑞為明朝工部尚書，第二十三代孫何暢（有待考證） 自焚說。據永樂年間《實錄》和《明史稿》的記載，建文帝繼位後，即用兵部尚書齊泰和大常卿黃子澄謀，定策削藩。領兵在外、身為燕王的朱棣立即打著清君側的旗號，起兵南下，發起「靖難之役」。不到四年，燕王即揮師渡過長江，兵臨南京城下，建文帝求和不允，只好死守，但是他的主帥李景隆卻打開金川門迎燕王大軍入城，滿朝文武紛紛投降。建文帝眼看大勢已去，不得已下令焚宮，頓時火光熊熊，建文帝攜皇後馬氏，跳入火中自焚，妃嬪侍從等，大都亦隨其蹈火而死。燕王朱棣入宮後，清宮三日，搜查建文帝下落。宮內侍人都說建文帝已自焚，並從火堆里扒出一具燒焦的屍體證明之。燕王見到屍體，分不清男女，慘不忍睹。其繼位稱帝後，只得以天子「禮葬建文皇帝」。《明史·成祖本紀》及《明史·方孝儒傳》均持此說。 削發為僧說。清代名人呂安世和近人蔡東藩等則認為燕軍破城後，建文帝無可奈何，遂想一死了之。此時少監王鉞告訴他：你祖父臨死時，給你留下一個鐵箱子，讓我在你大難臨頭時交給你。我一直把它秘密收藏在奉先殿內。群臣急忙把箱子抬來，打開一看，里邊有三張度牒，就是做僧人的身份證，上面寫好了建文帝等三個人的名字。還放著三件僧衣、一把剃頭刀、白金十錠、遺書一封，書中寫明：「建文帝從鬼門出，其它人從水關御溝走，傍晚在神樂觀西房會集。」據此，建文帝三人剃了頭，換上了憎衣，只帶了九個人來到鬼門。鬼門在太平門內，是內城一扇小矮門。僅容一人出入，外通水道，建文帝彎著身子出了鬼門，其他八人隨之出了鬼門後，就看見水道上停放著一隻小船，船上站著一位僧人，僧人招呼他們上船，並向建文帝叩首稱萬歲，建文帝問他怎麼知道我有難，僧人答道：「我叫王升，是神樂觀住持，昨夜夢見你祖父朱元璋，他本是出家之人，叫我在此等候，接你入觀為僧。」至此，建文帝似削發為僧，繼承了祖業。 此外，在《明史·姚廣孝傳》和《胡濙傳》里記載：明成祖朱棣當了皇帝後，對建文帝自焚而死，也產生過懷疑，也有人告訴他那具燒焦的屍體是馬皇後的，建文帝削發為僧外逃了。他就把建文帝的主錄僧溥洽抓了起來關進監獄長達十餘年，逼他供出建文帝下落。並派鄭和下西洋「欲尋蹤跡」，派戶科都給事中胡濙遍行郡、鄉、邑長達16年，搜尋建文帝下落，一直到朱棣死前一年的一個晚上，他已睡下了，但聽說胡濙回來了，急忙穿上衣服，在卧室單獨召見。胡濙訪得建文帝離開紫禁宮後，削發為僧，既沒有去神樂觀，也沒有去西南、東南周遊避難，而是被僧司溥洽所救，一直藏在江蘇吳縣普洛寺內，此後一心為僧，無復國之意。近年徐作生也通過查閱大量文獻和實地考察後，指出：永樂二十一年（1423），建文帝死於江蘇吳縣穹窿山，終年46歲，葬於皇駕庵後的小山坡上。 紅崖天書
? 也有人指出，建文帝自焚身亡是歷史真實，因為當時燕軍兵臨城下，把紫禁宮團團圍住，建文帝想逃也來不及了，更何況經考查也無鬼門、御溝逃路。建文帝也深知他的四叔是個貪權無厭、殘暴無情的武夫，落在他手裡決無好下場，不如以死了之為上策。燕王朱棣也絕不會讓建文帝活下去，否則，他就不能當皇帝。朱棣為了不留下「殺侄奪位」之臭名，故意苦心尋找建文帝下落，留下了歷史疑案，這可能是朱棣的用心之機。 綜上，朱棣在即位後，下令搜尋建文帝，這是歷史事實。但他的真實用心及建文帝的真正下落，至今仍是一個未揭開的歷史之謎。 有的學者認為，朱允炆並沒有死，而是走了後門，到了山中去做了和尚，紅崖天書就是他寫下的
編輯本段內戰：1399年8月—1402年7月
在叛亂開始的時期，燕王尚不佔兵力上的優勢。他的軍隊只有10萬人；除了他的封地北京之外他也沒有能夠控制任何其他領土。南京的建文朝廷有一支三倍於燕王軍隊的常備軍，擁有豐富的資源，並且已經廢除了幾個封建藩國。但是，這種簡單的比較會把人引入歧途。燕王的強大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他自己有領導能力；他的軍隊素質高——包括來自兀良哈諸衛的蒙古騎兵大隊人馬；他的戰略高超；他又有不可動搖的必勝的決心。反之，皇帝的軍隊因指揮上無決斷和協同作戰不好而大受損害；同時朝廷又分散精力去搞那些甚非急務的政府改組工作，這當然也影響了戰局。② 從1399年末到1401年中葉是戰爭的開始階段，它主要限制在北京（北平）府的附近州縣和山東濟南附近的據點。戰爭正式開始於8月末，那時建文帝派遣耿炳文（約1339—1404年）這位退休的高級軍官為大將軍去平定叛亂。9月11日，耿炳文想把叛軍限制在北京附近，便在北京西南的真定部署了13萬人的大軍，但在兩個星期之後便受了重創，被打敗了。①於是已故的將軍李文忠（1139—1184年）之長子李景隆接過了指揮權；但是，他也同樣無能。10月中旬，燕王離開他的封地去尋求新兵；李景隆便乘他不在北京的機會率領討伐軍從南京地區開往北京。他在11月12日合圍北京，但是燕王馬上回師並擊敗了李景隆；因為李景隆的士卒大多數是南方人，不耐北方的苦寒，因此他被迫在三個星期以後退兵到山東西北的德州。② 12月6日，燕王又送了一封信給朝廷，指責齊泰和黃子澄。作為戰略上的姿態，皇帝正式罷免了他們兩人的官職，用茹瑺（1409年死）代替了齊泰。可是，事實上他繼續依靠他們出謀劃策。在1400年1月月中，燕王又在西北發動了攻勢，攻入山西；他在山西攻取了一個關鍵的府城之後就直趨首府大同。李景隆拖延了時日。當他的援兵在3月份到達大同時，燕王已經回師北京，李景隆便拖著疲憊和深受北方寒凍之害的軍隊返回德州。① 1400年5月，雙方在北直隸中部保定附近的白溝河岸上展開了一場大戰。李景隆這一次想用鉗形攻勢一舉粉碎燕王的軍隊，但是他在5月14日因大暴雨和洪水而失敗了。四天以後，兩軍約60萬人馬打了一場對陣戰。李景隆的軍隊擁有火器裝備；但是他再一次受重創而潰敗，在5月30日先退到德州，然後又退到濟南。燕王現在卻受到平安將軍（1409年死）部下一支帝國騎兵隊伍的威脅；幸而他的次子朱高煦從北京率援軍來到才救他脫離了險境。

⑥ 朱棣在位期間，為什麼這么有錢

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間，明朝的綜合國力可以說是空前的強大，那麼他是哪來的這么多錢呢，下面我們就來分析一下。

一、其實朱棣就是個富二代，他的錢很大一部分都是他老子朱元璋給他留下來的。朱元璋一手推翻了元朝的統治，建立起了大明王朝，要說他沒錢，打死我也不信。當年元朝橫征暴斂，統治者可以說積累了很多財富。由於被打敗時走的很匆忙，其中很大一部分財富沒來得及帶走，就便宜了朱元璋。

二、朱元璋在位的時候，很重視官員貪污的這個問題，對於貪污的官員懲罰比較嚴厲，少了這群貪污犯，國家財政收入也增加了不少。還有一點，朱元璋是個貧苦出身，因此他很重視農業的發展，他在位期間，國家農業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各地上交的稅收比以前多了許多。

三、君主開明，重視發展。一般每個王朝剛成立的時候，國家都會比較興盛，這是因為前兩任君主大都經歷過動亂，知道農民生活不易。所以在統治前期，他們都會執行休養生息的政策。要知道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尤其是封建社會，國家想要強大，農民是很重要的。

四、能人異士輩出。明成祖朱棣手下有個著名的黑衣宰相姚廣孝，這個人的才能可以與劉伯溫相媲美，他是靖難之戰的主要策劃者。後來被朱棣封為宰相，有這樣的人幫助朱棣治理國家，國家想不興盛都難。

⑦ 歷史：元朝、明朝、清朝的治國(改革)措施

明清時期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達到了頂峰.在中央廢丞相，權分六部，六部長官尚書直接對皇帝負責，由皇帝親自控制指揮。這一措施，解決了君權與相權的矛盾，進一步強化了以皇權為代表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歷時1000多年的丞相制度被廢除。設立廠衛特務機構加強對官吏和百姓的監視。廠、衛特務機構的設置，並凌駕於司法部門之上，受皇帝直接領導，互相制約，構成皇權專制的可靠支柱。這一措施具有獨創性，表明皇帝對自己的統治缺乏信心。它的出現，標示著君主專制統治的空前強化和專制制度的腐朽反動性加強。在地方廢除行省，設三司，分掌地方行政、司法、軍政。三司是朝廷在省里的派出機關，互不統屬、分權鼎立，互相控制，遇有重大事宜，由三司合議，上報中央部院，從而便於中央垂直領導，加強了朝廷對地方的控制。其結果形成極端的君主專制統治。八股取士，為統治階級推行君主制制度培養了官僚隊伍。其結果禁錮了人們的思想，對中國思想文化、科學技術的發展，造成嚴重阻礙。制定《大明律》·這些措施的核心是加強君權，形成高度強化的君主專制統治。
清朝：增設軍機處；大興文字獄。

⑧ 宋朝和明朝哪個朝代更好

個人認為大明比宋要強！
第一經濟上，從洪武初的貧困局面逐步發展，到萬曆年間出現資本主義萌芽。而且兩百多年間經濟沒出現過宋的北方經濟毀壞（靖康恥）。而宋朝經濟雖發達，卻是建立在後周政權的基礎上，當時北方仍是經經濟中心，北宋建國伊始就一家獨大了。所以宋明發展經濟的基礎有不同的。宋雖然要好，但情況略不同。
第二是疆域，大明之疆遠邁漢唐，東北至現在俄羅斯境內，西達哈密衛，是大統一時代。宋前期就沒有幽雲十六州，南宋還丟了中原。
第三，軍事。明立國二百七十六年，北征韃靼瓦喇，東平遼東，南打安南。在朝鮮殲日軍援李朝。內外戰無數，守要害，屯軍九邊以安民。驅夷狄有道，恢復中華。而宋就慘點了，和遼金夏元都打過，盡賠錢了，南宋時還對金稱臣。
第四，治世盛世。明有三段盛世，永樂年間，遷都北京，六伐北虜，武功強盛。後來的仁宗宣宗時期雖不再開疆土，但尤能守成，政治清明。後世稱「仁宣之治」。其後八十年，中衰的明朝在明孝宗帶領下再度強盛！史稱「弘治中興」。大明最後一次大治在明神宗萬曆年，在首輔張居正的努力之下，推行新政。使得萬曆時期成為大明王朝最為富裕的時代。而北宋時仁宗最盛，後漸中衰，雖有王安石改革，但中道停廢。宋室南渡後也只有宋孝宗時期比較興盛。
第五，人才。宋明都是文人輩出的時代。思想家，文學家燦若星辰。但兩宋名將相對較少，偶有岳飛等奇才也不得重用。而明朝從建國之初到其滅亡之日都不乏將才，如徐達、藍玉、於謙（儒將）、王陽明（儒將加思想家）、戚繼光、譚綸、盧象生等人。 第六，骨氣。大明276年，連帶後來的半臂南明及一隅之明鄭時期總共有315年，無兩宋歲幣、無漢唐和親。天子御國門，君主死社稷。是中華歷史上最硬氣的王朝。
第七，思想。宋出理學，但現在看來實在是封建陋規，阻礙進步。而明中期以來心學日盛，引領了明末的思想解放。王陽明、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等思想家輩出。 有此可見，明遠勝於宋！

⑨ 如何評價明朝永樂年間的財政

說起通過「靖難之役」篡逆而起的永樂皇帝明成祖朱棣，除了「篡逆」的行為後世頗多指摘，登基之後倒行逆施，大肆屠殺建文舊臣的行為招致抨擊外，歷學家對其在位22年的評價還是挺高的。明朝永樂年間的國家財政年收入約三千萬兩白銀！靖難之後，中原糜爛。但是朱棣登基後，營建北京城，北征蒙古，南征交趾，疏通新開運河，鄭和下西洋，還要修大典。上面每一件事都是要花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但是卻少有人稱永樂朝橫征暴斂，百姓民不聊生。說到這不得比提一個人被海內外諸多明史學家贊為「永樂盛世大賬房」的名臣--夏元吉。這全因一個最簡單的道理：這個集列朝所有「鴻業」於一身的時代，列列偉績，歸根結底都離不開一個字--錢。陞官為左侍郎數月後，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四月，夏元吉?到了他任上的第一個重要差事：赴江南治水。彼時江南，是大明朝物產最為豐富之地，是稅收的主要來源。可自洪武三十一年以來，連年暴雨成災，導致糧食減產，國家賦稅大損，朱棣頗為重視此事，早在入主南京初期，就先後派遣工部侍郎吳中，兵部侍郎方賓於建文四年八月，十二月兩次下江南治理。可這兩位跟從朱棣北來的「老班底」不通南方水情，以至徒耗民力，勞而無功。因而夏元吉此行，朱棣甚為重視，行前專門派督御史俞士吉送水利書籍給夏元吉，兩個月後，又派戶部右侍郎李文郁前往協助。夏元吉到後，先反復考察水情，然後力排眾議，更改傳統治?方法，提議從吳淞河至太湖之間開鑿運河，並在沿途設置水閘，控制流量，以求「澇則分洪，旱則灌溉」之效。此舉動用民工10萬人，夏元吉以身作則，布衣麻服吃住在工地，親自督工，旁人勸他注意休息，他卻答道：民工都在辛苦，我怎能獨享安逸。眾人聞之感動，工程大進，次年，他又督造了連通白秋河至太湖的工程，將江南兩大河流貫通起來，至永樂二年九月全線竣工，從此「蘇淞農田大利」。值得一提的是，西方採用相同的治水方法，要等到200年後的美國田納西水利工程時。其江南治水功績，連朱棣的第一謀士姚廣孝也為此稱贊夏元吉道：古之遺愛也。 初建奇功的夏元吉自此得到朱棣榮寵，歸南京後愈加器重，不久後升為戶部尚書，正式擔當「大賬房」。他藉此勸諫朱棣廢除「文字獄」，並為朱元璋時代因文招禍的文人們「平反昭雪」。一番開導，終令朱棣下達了「大明朝不因文殺人」的訓誡，一批之前蒙冤幾十年的文人，諸多被封殺的詩文著作，從此重見天日，明朝文化繁榮，百家爭鳴，更從此開始。 夏元吉在永樂時代的最重要作用，是和永樂時代一系列「大功業」緊密相連的：造寶船下西洋，編修《永樂大典》，南征安南動兵30萬，5次北征蒙古，平均每次動兵50萬，經濟花費都是天文數字，對比前朝後世，號稱「豐庶」的隋朝煬帝時代，後人贊為「富宋」的北宋徽宗時代，累積「十大武功」的清乾隆時代，上述的「大動作」僅進行了一兩樣，便招致國庫空虛，苛捐雜稅叢生，百姓負擔激增，以至變亂四起。但永樂?代，雖說難免勞苦百姓，卻終能將這些「大動作」一一完成，個中的奧妙，正在於夏元吉的「理財之能」。清朝歷史學家趙翼曾贊嘆說：歷朝論理財能者，唯桑弘羊、夏元吉二人也。將之與西漢經濟學家桑弘羊相比，評價可謂甚高。 夏元吉之所以能順利解決這些問題，在於他高人一等的經濟眼光。朱棣的歷次「大動作」中，不斷有人提議用增加賦稅的辦法解決籌款問題，每次夏元吉都堅決反對，他的訣竅，可以概括成一句話：「裁冗食，平賦役，嚴鹽法，錢鈔之禁，清倉場，廣屯種，以給邊庶民，且便商賈。」 這些方法中，「裁冗食」最難辦，其內容涉及到「機構精簡」，減少皇室開支用度，甚至限制朱棣本人花費等問題。夏元吉知難而上，永樂四年，借籌措下西洋經費為由，請旨裁減中央到地方閑散衙門200個，分流近千人。朱棣每年給諸皇子的賞賜，也經其諫勸，每年儉省近三分之一。朝廷禁軍，經其核算淘汰大量老弱殘兵，建成兵少戰力精的「三大營」，這件件事情都是「得罪人」的，曾有人向其賄賂以圖「方便」，夏元吉將眾人的賄賂之物盡數掛在家中屋檐下，以表清廉之意。接著流言四起，不斷有人在朱棣面前進讒言，好在朱棣對其信任有加，多次告誡群臣：「構陷夏元吉者，處重罪。」 其他幾條政策同時施行，「平賦役」，增加對富戶階層的稅收，減免貧民階層稅收，並允許鄉民出錢代勞役。「清倉場」，即清理各地倉庫，嚴查貪污，每遇貪墨要案，他親自核算，屢屢揭穿貪官伎倆。「廣屯種」，招募內地無地鄉民去邊塞耕種落戶。這不是朱元璋時代的「強制遷移」，而是國家出台「優惠」政策，用免稅和經濟補助吸引農民前去落戶，結果九邊各地22年來「戶口增倍」，最早從內地「闖關東」的人，也恰出現在這一時期。而各個政策里，最關鍵也最難辦的是兩樣--「嚴鹽法」「錢鈔之禁」。 「嚴鹽法」，是對洪武朝時楊思義倡導的「開中法」的再調整。「開中法」自洪武年間實施以來，對鞏固國防，加強邊地防務起了重要作用，但到永樂時期卻情形大變。自永樂八年(公元1410年)起，朱棣開始主動出擊，先後5次大規模對蒙古用兵，雖捷報頻傳，但每次出師都在30萬人以上，加上「下西洋」「開運河」「通西域」等大動作同時進行，財用自然捉襟見肘，無奈之下的夏元吉「跳躍性思維」，變「開中法」為「嚴鹽法」，即由每年商人向九邊輸?換取鹽引，變為商人僅向北征蒙古的「出發地」集中輸送糧食換鹽引，這小小的調整，雖減少了九邊其他邊鎮的收入，卻保證國家可以短時間集中大量錢糧，打好北征之戰。後來遷都北京時，他故伎重演，解決了大明遷都的經濟難題，雖說是「權宜之計」，可畢竟解決了問題。「錢鈔之禁」是朱元璋時代的「歷史遺留問題」。洪武時代，朱元璋發行紙幣，即「洪武寶鈔」，但當時明朝發行紙幣並無「准備金」，導致紙幣貶值，物價飛漲。到永樂時期，雖出台禁令，嚴禁民間金銀交易，但老百姓依然對寶鈔採取抵制態度，具體方法是，每到用寶鈔交易時，就故意哄抬?價，每到用銅錢交易時，便恢復常價，雖時常重懲，卻屢禁不止，以至一度「紙不如銅」。夏元吉反對用強，對症下葯，一方面緊縮銀根，保障寶鈔信譽，另一面讓寶鈔價格同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食鹽掛鉤，以維持寶鈔經濟價值。「經濟手段」確實管用，不久後物價漸趨穩定，國家財政日益平穩。 身為「大賬房」，又面臨國家每年「花費如流水」的情景，自然養成了夏元吉「用度謹慎」的特點。每年他「諫阻奢靡事百件」，甚至包括宮廷開支和藩王用度等行為。永樂時代的各式「大活動」，如接待外國使節，修築河道，乃至練兵設防?樣樣用款，但凡是由他負責，皆小心百倍，認真核算，能省則省，為此也時常與兵部、戶部等部門的官員發生爭執，由此得了一個綽號：夏刺頭。所謂「刺頭」，在當時民間方言里，是「小氣鬼」的意思。 這「刺頭」也終於刺得朱棣龍顏大怒。永樂十九年(公元1421年)，朱棣欲發動第三次北征，一舉平滅韃靼太師阿魯台。深感國家財政日益吃緊的夏元吉竭力阻止，觸怒了朱棣，加上一直深恨夏元吉的國公張輔以及漢王朱高煦的爭相挑撥，夏元吉被解除職務，送「內宮監」長期關押。幸好深知其才的太子朱高熾從中調解，方才保住了他的性命。 在抄其家的時候家中僅布衣和瓦器，朱棣聞之感嘆：「果然刺頭也。」而北征的結果也不幸被夏元吉所言中：朱棣連續發動遠征，「嚴鹽法」漸被濫用破壞，國家財稅捉襟見肘，國庫空虛，從夏元吉下獄的永樂十九年(公元1421年)至朱棣病逝於第五次北征歸途的永樂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僅大米的價格，就從1石1貫寶鈔，上升到50貫寶鈔。朱棣病逝後仁宗朱高熾登基，赦夏元吉出獄官復原職，首任要務還是解決這「通貨膨脹」問題。夏元吉殫精竭慮，再改「嚴鹽法」，允許商人用寶鈔直接換鹽引，規定以300貫換1引，另外繼續對皇帝「刺頭」，禁絕宮廷奢靡消費。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後，夏元吉主持改革商稅，減少國內關卡，鼓勵商品流通，削減收稅比例，做到「稅少而財增」，經永樂時代日益空隙的國庫，終於重新充裕起來。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夏元吉退休，數月後病逝於家，贈太師。這位歷事洪武、永樂、洪熙、宣德四朝的「大賬房」，堪稱「永樂盛世」「仁宣之治」兩大黃金時代的關鍵人物。 補充一點，素來被認為「刺頭」的夏元吉，也有大方的時候，比如每年劃撥給各地收養孤寡老人的養濟院的經費，從來都是逐年增加。但凡有各地鬧災，劃撥救濟糧米均大大超過預算。私生活方面，其親弟弟從老家來看他，他僅贈米兩石，但對京城周邊乃至老家的孤苦學子，卻時常得其無私資助。在這位「大賬房」眼裡，錢用在老百姓身上，也就用在了「刀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