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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尚上城的房价多少

发布时间: 2022-07-01 17:52:24

Ⅰ 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故事

1 满,蒙,汉,达斡尔,各民族共同抵抗沙俄入侵

沙皇俄国原本是一个欧洲国家,同中国并不接壤,中俄之间还隔着三个封建汗国。从16世纪80年代起,沙俄军队越过乌拉尔山,向东侵入辽阔的西伯利亚,在不到60年的时间里,占领整个西伯利亚。清军入关时,沙俄乘机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强占了尼布楚和雅克萨,在这两地修筑城堡,作为向黑龙江中游实行殖民扩张的据点。

盘踞在尼布楚和雅克萨的沙俄侵略军经常四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例如,1649年3月,沙俄侵略军头目哈巴罗夫带兵从雅克萨城沿江东下,来到一座达斡尔族人的城寨。他们向当地居民宣布:必须向沙皇交纳“毛皮贡赋”。达斡尔族人头目桂古达尔严正地回答:“我们向中国顺治皇帝进贡,哪有给你们的贡品?”野蛮的沙俄军队进攻城寨,达斡尔人万箭齐发,迫使敌人无法靠近。后来,敌人用火炮轰开一个豁口,冲进城寨。达斡尔族人宁死不屈,用梭标抗击敌人的枪炮。沙俄军队血洗城寨,达斡尔族人有661人被杀害,有361人被俘虏,幸免于难者只有15人。米登多尔夫在《西伯利亚旅行记》上曾说:沙俄军队头目嗾使士兵在黑龙江流域“烧烤孩子”吃人肉。这种灭绝人性的暴行,激起当地各族人民的愤怒,他们称沙俄侵略者为“罗刹”,意思是“妖魔”。

清朝政府一再要求沙俄侵略者撤出中国领土,沙俄政府置若罔闻,并且不断向雅克萨增兵遣将,加紧武力扩张。为了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不受侵犯,康熙皇帝平定“三藩叛乱”之后,于1682年春出巡东北,视察防务,又从福建调来战斗力极强的藤牌军,决心组织自卫反击战。

1685年春,康熙皇帝命令都统彭春、副都统郎淡率红衣炮队和数百名藤牌军急驰赴瑷珲,与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会师,然后,由水陆并进,直抵雅克萨城。

六月二十三日,彭春所率部队到达雅克萨城下。彭春将一封用满、俄和波兰文字写成的招降书,交给战俘,送进雅克萨城。招降书痛陈侵略者的累累罪行。警告他们:“欲相安无事,可速回雅库,于彼为界,……倘执迷不悟,仍然拒命,大兵必破雅克萨城,除尔众矣”(《十朝东华录》康熙三十五年)。沙俄侵略军自以为城防固若金汤,对彭春的警告不理不睬。

六月二十五日,清军“列营夹攻,复移红衣炮于前,积薪城下,示将禁焉”(《清史稿·彭春传》)。不一会,彭春一声令下,但见炮声隆隆,震天动地,顿时火光冲天,俄侵略军在强大攻势的压力下,龟缩在城内,丧失还击的能力,处于被动挨打的窘境。与此同时,清军战舰密布城外的江面上,截断敌人的退路。经过激战、沙俄侵略军伤亡惨重。沙俄侵略军头目托尔布津走投无路,只好遣使赴清军大营乞降。彭春对敌人采取宽大政策,将愿意回家的敌兵六百余人放回尼布楚,受伤者妥善安排治疗调养。托尔布津羞怯交加,发誓不再到雅克萨侵扰。清军收复被沙俄侵略者霸占二十余年的雅克萨城。

然而,托尔布津退回尼布楚后,遇上大批沙俄增援部队。他庆幸绝路逢生,把自己的誓言忘得一干二净。1685年八月,托尔布津率领增援部队,卷土重来。第二年正月,托尔布津再次侵占雅克萨,并在城里重筑炮台,再建军械库和防御工事,企图长久盘踞雅克萨城。

1686年二月,康熙皇帝命令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准备充足,率军再次驱除沙俄侵略军。七月,萨布素率清军进抵雅克萨城下,并在城外“掘长堑,立土垒”,围困敌人。在围困期间,清军不断用重炮猛轰城内敌营,托尔布津中炮身亡。自1686年七月至1687年春,沙俄侵略军被围困在雅克萨城内达半年之久。为了躲清军的炮火,敌人只得钻进地穴。地穴阴暗潮湿,缺水断粮,疾病流行,大多数人丧失了战斗力。八百多人的一支部队,最后只剩下66人,只好投降。中国取得了雅克萨自卫反击战的彻底胜利。

雅克萨之战的败讯传到莫斯科,沙俄摄政王索菲亚公主(彼得一世之姐),被迫派专使赴北京,向清政府递交国书,请求停战。“乞撤雅克萨之围”,表示愿意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清朝政府答应了俄国的要求。

1689年,中俄双方代表在尼布楚谈判。经过平等协商,中俄双方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这个条约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

2 满汉军民共同抗英
海龄

海龄(?——1842年),是鸦片战争时期,守卫镇江,英勇抗英着名将领。郭洛罗氏,满洲镶白旗人。原为山海关驻防骁骑校,后任直隶张家口协守备。嘉庆十八年(1813年)八月,李文成领导天理教在河南滑县发动起义,建立农民政权,直隶长垣、东明,山东曹县、定陶、菏泽、金乡等地,纷起响应。九月,海龄随同直隶总督温承惠前往河南镇压李文成,因“屡着战功”,此后擢升都司、游击、参将、副将、总兵。道光十五年(1835年)遭琦善奏劾,降为二等侍卫,充任古城领队大臣。道光二十年(1840年)八月,授西安右翼副都统,九月调任江宁副都统。
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英军侵占定海,沿海北上白河,威胁京师,于是“天下纷纷议海防”,内河长江亦戒严。十二月,道光帝调海龄为京口副都统,并谕其“饬副将巡圌山,操炮练兵,以防京口门户。”①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一月,海龄抵镇江赴任后,认真操炮练兵,积极从事京口备防。他从当地满营一千一百八十五名官兵中,挑选八百名,加以操练,逐一指授临阵机宜,训练三个月,官兵皆知踊跃奋励。并且,亲到圌山,督率水师官兵,演放炮位,令其在沿海要隘,时常稽查英军汉奸,还在象山东码头隘口,安设大炮四位,逐日演放,藉资熟练,以壮声威。当时,他奏请“将沿江通商码头,暂时封闭”②,受到裕谦抵制,指出其“封港之议,徒有碍于安分商渔,而于杜绝接济英船等弊,仍未得其要领。”③
同年八月,定海再次被英军侵占,镇海、宁波相继失守,两江总督裕谦殉国。九月,海龄亲率左右翼沿焦山而下,查看大江形势,他认为焦山一带只有旗兵一千六百人,不敷守御。便立即请求给所属营兵预支半年钱米,“卒颇感之”④。并奏请添兵,增强设防。道光帝诏谕两江总督牛鉴体察情形调派,毋误事机,但牛鉴却“以无庸驳覆”。⑤海龄不顾其阻挠,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正月,一再奏请招募水勇在鹅鼻咀、圌山要隘,雇船只,扎木排,拦江堵截,以期“水陆交严”⑥;并檄调四百名骁勇闻名的青州兵,屯驻京口南岸东码头,坚守炮台,以截陆路;同时还令京口副将孝顺武、参将陈庆祥、游击李澄,塞断江口小港,以阻止英军前进。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五月初,吴淞失守,英军进入长江,江南各口防务瘫痪,“贼(夷)至官逃,舟临兵溃”。英军由圌山进逼镇江,牛鉴、齐慎驻兵丹阳,互为瞻顾,不图固守。六月五日英军至鹅鼻咀,次日牛鉴带兵一万余人到镇江,即命道府延请富户劝捐十二万金“迎犒夷师”。住了一夜,便匆匆逃往江宁。海龄坚决反对牛鉴犒师妥协,竭力主张守城抵抗,“不与一议和事”⑦“独谓宜力战”⑧,并贴出告示,申明英军如敢侵入,“本副都统立即提兵出击”⑨。
海龄采取闭城固守策略,保卫镇江。在英舰抵金山之前,就开始作防御准备,禁止运河通航,强令城内居民迁徒内地,从四乡收集家禽、生猪和各种食物,供给城市守军和城郊军营,并将旗营官兵和青州兵调入城内,添布四门,并添设枪炮,昼夜严加防守。闭城后,海龄做了一定的肃奸工作,但因严厉阻止难民迁徒出城,并持民族偏见,肆意扩大索奸,造成满城乱捉乱杀,一度引起恐怖和混乱。
六月十二日,英军登岸攻城。当时,英军集中一万二千人,其中包括海军陆战队在内的九千人,具有所谓“高度的作战效能”,而且,大部分士兵有毛瑟枪装备,又配备炮队,其他各类军用物资,也应有尽有;而海龄守城,只有旗兵二千四百人,其中当地旗兵一千二百人,青州兵四百人,武器仍是古老的刀、矛和抬枪。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敌人显然占有极大的优势。
海龄发扬中华民族英雄气概,无惧敌人优势兵力,领导军民保卫镇江,坚决抵抗外国侵略势力。他“亲冒 矢石”“点兵上城”,并“令城中居民置水瓮砖石”⑩,准备与侵略军进行巷战拼搏。守军炮兵勇猛发炮,轰击登岸英军。侵略者说:“中国军队发来的炮火,曾对我方前进的船只,给以致命的打击。仅在十分钟左右的战斗过程中,我方十六名海员和八名炮兵都受了伤。”⑾当时,城外各地则由参赞大臣齐慎和湖北提督刘元孝带兵防守。为了扭转围困局面,海龄曾一度派兵出城出击。但在出击失利后,便一味闭城自守,而且,对发动组织居民、乡民助守也很不力。当齐慎、刘元孝败退之后,英军便于十四日全力攻城。海龄决心死守镇江,与城共存亡。他亲驻北门城楼,相机调度,并令协领武忠阿带领青州兵,驰赴接应。
对海龄指挥坚守北门的战斗情景,当时一位目睹者是这样记载的:
“时余兄弟各持糗粮为走计,……望见北门城下枪炮火箭互相喷薄,白烟竞射,浓雾旋蒸,想其下积尸如麻矣。窃幸我兵犹在上风,冀其或胜,但不知此是何兵,乃敢与之相抗如此,后询之土人,则青州兵也。……俄而枪炮顿息,北门敌楼火发,……其上则郁为青烟不散,洵所谓遥望层城,丹楼如霞矣。……楼火未半,迤东一带,堞间火箭又起,城上兵犹与之交射,良久则东城楼畔,火箭丛集矣。环顾城头,不见一兵。惟夷人攻击处,有兵数十伏堞间耳。时登山而望者,数十百人,……余知城必不守,急令人唤余弟出走,……至一山头坐石上,回望城中,东城堞间守兵,犹发鸟铳火箭,知城犹未破也。”⑿
当时的侵略者也说:其登城部队“利用云梯登上了城墙。这支部队沿着城垒分布开来,声势浩大,……满军仍然一点不怕。同时,城外我军炮兵及步兵的炮火,不断对着城门实施射击,满军亦丝毫不见动摇。在一个相当时间以内,满军继续勇敢地坚守在城楼上防守的地点,并守住城墙上每个城垛,从而保卫着通向城楼的通路。就是这样,敌军乃使我军蒙受若干损失,他们并以极端坚决的态度,在我军暴雨般的枪弹向其进攻之下,守住通向防御工事的旁门。”⒀
在保卫镇江的激烈战斗中,骁勇善战的青州兵,非常英勇顽强,被称为全军的“军锋”。当时人记载:“夷人登城,是取书院所贮修城长梯十数张,蚁附而上,时城中以青州兵为军锋,奋勇向前,枪炮竞发,夷人堕梯者纷纷,乃略无退阻,攀堞者愈众,旗兵怖而走,青州兵众寡不敌,死者十七、八,城遂破也。”⒁在城内短兵相接,青州兵与侵略者拚搏尤其顽强,英军攻打北门,受到青州兵沉重打击,后来,侵略军窜至南门,数十青州兵主动配合当地旗兵,与侵略者进行极为激烈的巷战。整个巷战中,青州兵狠狠打击了敌人,但自己也付出高昂代价。当时人说:“青州兵巷战,杀贼(侵略军)数百,被杀者亦二百余人。”⒂
当英军用炸药炸开西城门后,第十八团和四十九团沿着西门城垒,进攻城区。海龄亲自带领旗兵前往堵击,战斗非常激烈,他身受重伤,仍坚持战斗。后来,旗兵撤退到旗营。在战斗的危急关头,海龄在旗营大声疾呼地作战地动员演说,鼓励官兵做英勇战士,血战疆场,决不在侵略者面前苟延残喘,他号召:“宁可自杀,决不投降!”⒃并且,亲自带领旗兵与英国侵略军第十八团和四十九团进行殊死战。连侵略者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满兵作了一次最顽强的抵抗,他们寸土必争,因此,每一个城角和炮眼都是短兵相接而攻陷的。”⒄甚至在房子里也发生战斗。海龄率领守军奋勇抗战,坚守两日,打死打伤敌军,据侵略者自己统计共有一百六十八人⒅。最后,守军“拒绝投降和宽待”,全部壮烈牺牲,海龄自己自焚殉国,妻与孙同时死难。当时人赞扬海龄为“近日之矫矫者”,连侵略者也把顽强抵抗侵略的镇江守军称为“保家卫国而光荣牺牲”的“英勇战士”。
在全军牺牲的殊危条件下,英雄的青州兵仍坚持战斗,高呼打击侵略者,他们无愧为中华民族的骄傲。正当“东西北三城楼,俱被焚烧,贼乘势攀跻,……独青(州)兵奋勇格杀,至血积刀柄,滑不可握,犹大呼杀贼。呼未己,而贼之由十三门登者,已蜂拥蚁附而至,犹复短兵相接,腾掷巷战,击毙贼且数十百人。直至全军尽溃,力不能支,始夺门以出。”⒆他们的顽强抵抗侵略精神,受到当时镇江人民的崇高评价,他们说:“自军兴以来,调防兵多为民病,独青州兵与民相亲爱,民恃以无恐,故战死而民思之不置”⒇;并热情赞扬他们不屈不挠的顽强战斗精神,表现着中华民族“忠义之气之常存于天壤间”一。
镇江保卫战,是中英鸦片战争中的最后一次战役。英国侵略军投入这次战役的力量,比历次在中国战场所投入的力量大得多;而他们在这次战役中所遭受的损失,也比以往任何战役都惨重。镇江军民英勇抗英,在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史中写下了光辉一页,而且,震动了当时的欧洲。恩格斯曾经极其热情地赞扬镇江抗英英雄们的“勇敢和锐气”,歌颂他们“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并且,指出:“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二
镇江被占领后,英军发挥其传统“海盗”的野蛮兽性,对镇江人民进行灭绝人性的报复和空前疯狂的掠劫、烧杀,把镇江洗劫一空,沦为废墟。当时镇江人民含着血泪曾对这群野蛮“海盗”进行强烈控诉。他们纷纷指出侵略者“毁城垣,焚衙署,纵黑鬼奸淫妇女,道路死伤枕藉。”三“妇女闻叩门,往往自戕,身殉者无算。奸民或导之,比户劫略,无家不破。”四“斫门劫略,乘势夺取,担荷不胜,车载以返。”五“西门桥至银山门,无日不火,市为之空,城乡皆被蹂”六,“火焰冲天烧不断”“各家铺户尽遭殃”“西门一带更凄凉,大厦高楼变火场,只见路途堆瓦砾,难分巷口在何方。”七就连侵略者自己也不得不招认:“只要是真实的回忆,就可觉得这颗心很难说是有人道的了。但即使是心肠最硬、资格最老,以杀人越货为生的人,看到这种悲惨景象也不能无动于衷的。”八侵略者之所以如此野蛮的血腥报复,如此空前疯狂的洗劫、烧杀,决不是偶然的。这完全是由其整个殖民掠夺政策的本质决定的。正如当时恩格斯所指出:“英军作战时自始至终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手段,这种手段是和引起这次战争的走私贪欲完全相符的。”九
镇江人民在水深火热中,没有祈求神天上帝,也不指望人间皇帝,他们把解除自己切身灾难的希望寄托在当时能够反映民族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民族英雄身上。当他们闻讯重新起用林则徐的时候,无不欢欣若狂,“人人举首欣相告”十。其实,已被道光帝革职查办的林则徐这时正在西戍途中,暂住西安调治病情。不过这个传言,却十分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镇江人民对近代中国第一位民族英雄林则徐充满着无限怀念和敬慕之情,把他看作善于有效地领导组织当时中国人民进行反殖民斗争的真正“天兵”!
(黄保万)

①《鸦片战争》,神州国光社,第4册,第692页。
②③《鸦片战争》,神州国光社,第6册,第373页。
④⑤同上,第3册,第55页。
⑥《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第3册,第1645页。
⑦《鸦片战争》,神州国光社,第3册,第53页。
⑧同上,第217页。
⑨同上,第75页。
⑩同上,第79页。
⑾《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第94—95页。
⑿《鸦片战争》,第3册,第80页。
⒀《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第206页。
⒁《鸦片战争》,第3册,第80—81页。
⒂同上,第105页。
⒃《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第217页。
⒄《鸦片战争》,第5册,

3 高山族和汉族共同抗击帝国主义入侵
高山族是台湾最早居民的后代,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根据考古发现,距今二、三万年前,台湾就有原始人类在活动,三、四千年前中国大陆的新石器文化已传入台湾,台湾新石器时代的居民主要来睚中国大陆古越人的一支。说明在很早的古代起,中华民族的祖先已开发了台湾并逐步开展与中国大陆的密切联系。根据文献,公元230年,三国时代的吴国孙权曾派将军率领上万人到台湾,并带回千人到大陆,此时的高山族先民过着母系氏族社会的生活,盛行男嫁女家的婚姻制度。高山族到七世纪初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开始农耕、畜牧,种植五谷,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结绳记事,不知历法,学拜山神、海神。十一世纪时,宋代正式在台湾设治,将澎湖隶属福建省晋江县。元代开始高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等岛屿,归属泉州路的同安县。到明代时,高山族除部分过着原始生活外,其农业、狩猎业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开始用铁镞,并与大陆沿海居民进行贸易活动。从十六世纪中叶之后,大量的汉族人民迁居台湾,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台湾西部沿海地区的高山族的社会得到很大的发展。明末,郑成功收复台湾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帮助高山族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开展贸易,设学校等,平地高山族开始进入封建社会。高山族人民在开发台湾的同时,还与汉族人民一道共同抵御外国侵略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早在1563年日本海盗(倭寇)侵入台湾基隆,高山族地区受到破坏。1593年日本封建统治者要高山族朝贡日本,高山族人民坚决拒绝。在1602年之后的二十多年里,日本海盗多次侵犯台湾,均遭汉族和高山族人民的抗击而败逃。
1642年荷兰殖民者侵占了台湾,对当地居民实行残暴的掠夺,高山族和汉族人民多次进行反荷武装起义,其中以郭怀一为首的起义斗争给荷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1661年,高山族和汉族人民积极支持郑成功,历经九个多月的艰苦战斗,打败了荷侵略者,收复了台湾,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直到1895年共212年。这期间高山族人民继续不断地抗击外国侵略者。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失败,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与日本订立马关条约,日本强行霸占了台湾和澎湖列岛,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直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在这漫长的50年里,英勇不屈的高山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起进行顽强地斗争,为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斗争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其中1930年的雾社起义,显示了高山族的钢铁意志,300多人的武装起义队伍,在一小时之内把130多个日本侵略者全都歼灭。 1945年8月中国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台湾归中国版图,国民党政府在台湾设行政长官公署。1949年,国民党政府到台湾至今。

4回民支队 抗日战争爆发后,冀中地区勤劳勇敢的回族人民迅速组织起了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武装队伍。
1937年9月下旬,河北定州市回族青年的刘文正(陈村营村)、马永恩(号头庄村)、马国忠(杨家桥村)、白振武(唐家庄村)、白仲庆等,在中国共产党员肖秉钧的指导和帮助下,在定州(原定县)、安国一带组织起了“回民抗日义勇军便衣队”和“回回铁血抗日救国队”,随后又吸收了冀中各地回族指战员组建了“人民自卫军回民干部教导队”。队伍主要以回族青年学生和青年农民组成,约350余人,在冀中平原上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
1938年1月,马本斋在家乡献县东辛庄组建抗日武装----回民抗日义勇队。同年3月,以马仲三为队长的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在河间成立。同月,马本斋率部到河间与马仲三部合编,组建了“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约200人。马本斋被委任为队长,马仲三为副队长,刘文正为政治主任。
1938年6月,人民自卫军回民干部教导队与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在河间合编,成立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马本斋为总队长,刘文正为政治主任,马仲三为副总队长。总队分三个大队,有马永恩,马国忠等担任队长,马永彪、马进坡、马义、马凤舞、刘华林、白振武、马德等分别任各中队队长等职。8月,回民教导总队到河间县沙河桥镇整训。不久,冀中军区派丁铁石任回民教导队政治主任。
1939年7月,回民教导总队改称冀中军区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队伍进行了艰苦的系统军事训练,指战员军事素质大为提高,成为冀中平原上的一支主力野战部队。
1942年7月,回民支队转战冀鲁后,中队长白振武带武工队返回冀中,继续坚持斗争。武工队活动在交河、献县、建国地区,以隐蔽的方式,发动群众扩大武装,打据点,攻岗楼,打击敌人。

1945年12月下旬,金民、马进坡率回民支队干部从陕北返回冀中。金民、马进坡及回民支干部到冀中第八军分区,以本斋大队为基础,组建冀中第八军分区回民支队,支队长马进坡,政委金民,副支队长白振武。

回民支队使用过的临时指挥部遗址

1944年春,文新县大队回民中队、肃宁县大队回民小队及四十二地区队的回族战士,合编为冀中第九军区回民大队。马志新任支队长兼政委。

1945年5月24日,回民支队参加了第一次胜芳保卫战,与敌激战7昼夜,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杀出了回民支队的军威。

1945年下半年,以定州大队回民中队为基础,将藁城、无极等县的回民武装合编成立了冀中第七军分区回民支队,支队长金清波。

1946年初,冀中第十军分区将安次、固安、永清等县县大队的回民武装抽调出来,全编为冀中第十军分区回民大队。大队长刘晓峰,教导员马宝臣。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以三十万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为了发扬冀中回族人民英勇顽强、敢于战斗的革命精神,保持回民支队这面光辉旗帜,重新成立冀中军区回民支队。7月,冀中第七、八、九、十军分区的回族武装,与从陕北返回冀中的八路军回民支队的部分干部战士,在大城县大尚屯合编为冀中军区回民支队,马凤舞任支队长,白振武任副支队长。

回民支队成立后,先后参加了第二次胜芳保卫战、青沧战役、子牙河东战斗和南减河等战斗,成为冀中平原上的一支主力部队。
1947年3月,8月16日,在子牙河东禅房战斗中,副支队长白振武英勇牺牲。回民支队和冀中军民在任丘县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1948年1月中旬,回民支队和冀中第十军分区七十五团、七十八团出击大清河北,连续攻克雄县、霸县、昝岗、牛驼、白沟等城镇,横扫大清河沿岸堡垒20多座。国民党河北保安部队王凤岗部在大清河苦心推行的"三角暗碉、点线封锁"战术彻底破产。5月,回民支队调到第九分区活动,参加了徐水县白塔铺伏击战和北常堡阻击战,消灭了大批敌人。10月下旬,国民党傅作义部袭扰石家庄,企图突袭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回民支队协同冀中第九军分区独立营,在民兵的配合下,担负保定至张登、温仁一线的阻击任务,用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形式,阻敌3天,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11月上旬开始,回民支队和冀中军区部队围攻保定市,22日敌人弃城北逃,保定市解放。回民支队进驻保定市,担任市内警戒任务。
1949年8月,河北省军区成立,回民支队改编为河北省军区独立警备二团,仍驻保定,冀中军区回民支队番号撤销。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编入六十八军开赴朝鲜战场。

Ⅱ 能简单评价下毛文龙吗

后人评语
1.《大明帝国的黄昏》里关于毛文龙部分
作者:何文涛,广西人民出版社。
平台召对后,袁崇焕在离开京城前,当时的内阁首辅东林党人钱龙锡和袁崇焕长谈一夜。在那个黑漆漆的夜里,一个密谋诞生了。
该密谋指向的就是名震朝野、也有一把尚方宝剑的毛文龙。此人曾在辽东巡抚王化贞手下担任过都司。天启元年(1621年)五月,他率领二百名士兵,涉海三千里,直入虎穴,于镇江活捉了叛将佟养真,一举收复了辽东半岛数百里。
这件事在明帝国的影响力并不次于袁崇焕后来的宁远大捷,因为在毛文龙收复辽东半岛之前,明军无一胜,后金无一负,而毛文龙却只用了二百人就改变了这种局面。自此,毛文龙开始了他的皮岛复兴事业。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十月到崇祯元年(1628年)十月,毛文龙用了八年时间与满洲人进行了无数次不同程度的交锋,并胜多败少。明帝国大喜,令其驻镇皮岛,任务很简单,牵制满洲。
袁崇焕出关后,宁远、锦州立刻发生兵变。他赶紧抽出两个月时间来,才把兵变平息,收拾停当完关宁兵马后,满洲人又没有来进攻,他开始实施他的阴谋。
他当时大概并没有想杀毛文龙,因为当初,他和朝中大臣讲过,他会慢慢收拾毛文龙的。朝中大臣们很高兴。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毛文龙这个家伙很不会为人处世,有关他的记述中,也的确能证明这一点,此人是个很可爱的武夫,让他杀人放火可以,但让他对朝中那些只凭嘴巴工作的人礼貌有加,他绝对办不到。而且,让朝臣们最不能容忍的是,毛文龙总刻意地给他们一种感觉:我独霸一方,我只听皇上的。
这种感觉当然是毛文龙刻意做出来的,这就让许多大臣,尤其是在辽东的大将们很不舒服。钱龙锡后来问袁崇焕:“一旦这个家伙不听你的,你该怎么办。”袁崇焕说:“他的地盘在我管辖之内,如果他不老实,就干了他。”
这话出自一个书生之口,很让人惊讶。但一想想袁崇焕正以书生的身份在跟满洲人拼命,我们暂且原谅他。袁崇焕之所以想要干掉毛文龙,主要还有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因素在里面。袁崇焕督师五镇,每一镇的总指挥虽然打仗不怎么样,但不受同僚管束的本事可不小,毛文龙正是这几个人中最棘手的一个,袁崇焕肯定要先对他下手。
另外,毛文龙抢了他一个风头,此恨在任何人看来,都是不可消除的。当初,说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下狼狈逃走,并没有死。过不久,一条消息传进北京城,说努尔哈赤死了。京城一片叫好声,他们把这个满洲人的死归功于袁崇焕,即使不是大炮震死的,也是被大炮吓死的。可又过了不久,毛文龙上报朝廷,说努尔哈赤在宁远大败后就跑到了威宁堡狗儿岭泡汤泉了。在这个时候,他之所以有此闲情,是因为背后恶疮发作。毛文龙说,是自己派了一些士兵拿着火枪在山顶上放枪,努尔哈赤本来打了败仗就生气,又加上他们骚扰,以为明军大部队来了,心慌意乱,就在回沈阳的路上归西了。
毛文龙的意思是说,是我把他吓死的。这种意思谁都能明白,袁崇焕自然也明白。那么,在这之前传言的努尔哈赤被袁崇焕用大炮轰死或吓死的话也就不攻自破了。
其实,功劳并不分大小,要看在什么时候建的功劳。如果大家都在建功,你建的功劳再大,自然也不能脱颖而出。但是,如果只有你一个人建功的时候,此功劳无论大小,都是大功一件。
袁崇焕所面对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他很恨毛文龙。这种恨又加上毛文龙不给他面子,就造成了他把“慢慢收拾”变成了“杀之”了。
毛文龙不给他面子的事发生在天启年间。当时,袁崇焕镇守宁远。毛文龙手下一员将领,因过不惯岛上的日子,就领着一群同样过不惯的士兵跑去宁远。毛文龙知道后大怒,频频上疏请求皇上严处叛将。
当时,这些人正在宁远城下,朝廷让袁崇焕把这些人收押起来的圣旨也到了宁远城。袁崇焕却做了个决定,以守城之名收下了这些人。
毛文龙更是大怒,袁崇焕却认为这是小事,大家都在为明朝皇帝打工,你的人自然就是我的人。便写信跟他解释,可毛文龙却把信撕了。袁崇焕知道后,恨得咬牙切齿。
当袁崇焕平息了宁远、锦州的兵变后,准备对毛文龙下手前,派了一名使者去皮岛视察工作,实际上是探一下虚实。此使者大概是个对饮食很讲究的人,到了毛文龙部后,发现毛文龙请他吃的不是咸菜就是薯仔。事实上,在宁远城,他也吃不到什么好东西,但总归是有点肉丝的。况且,来者是客,你毛文龙就是在屁股上割下一块肉来,也是回事啊。吃了几天后,他觉得毛文龙是故意的。当然,毛文龙的脾气他早有耳闻,对任何人都不放在心上,用他的话来讲就是傲慢无礼。
当他一确定这种傲慢无礼真的就是指向他的时候,他大怒。我们说,小人的怒气是很凶,但他自己永远也不能为自己出气。于是,他就把袁崇焕搬了出来。毛文龙自然不理会这套,在毛大帅看来,皇帝老儿来了也是这个,皮岛就是这么穷。这个使者跑回了宁远,把自己所受到的羞辱嫁接给了袁崇焕,说毛文龙无礼藐视督师。
袁崇焕几乎气疯,换作任何人,自己的狗被人欺负了,自己如果不做点什么,还叫人吗?袁崇焕自然也不例外。毛文龙的厄运就在这个时候开始了。
我们说,私人的成见和狭隘的报复心态使得袁崇焕做出了一件对他对大明极为不利的事情,从中可以看出,个人的力量往往影响甚至偶尔可能决定着历史的进程。
袁崇焕,曾经被英雄的光环笼罩了几百年。这种光环太耀眼了,把他后来做的一件事几乎遮盖得一丝光亮都没有透出来。袁崇焕毕竟是一书生,但也正因为读过数年书,所以对阴谋之研究有很深的造诣。他觉得如果把毛文龙招来宁远杀掉,皮岛的那群士兵很可能会造反。所以,他决定亲自到毛文龙家门口把他干掉。他并非是想证明自己勇敢,而是想让毛文龙的士兵知道,他们的主帅该杀。
袁崇焕在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二十九日抵达毛文龙的管辖区之双岛,但他并没有上岸,而是在舟中住了下来。离此岛只有半天路程的毛文龙第二天赶到迎接袁崇焕,并呈上一些好吃的,以表欢迎之意。两人像多年未见的好朋友,来到陆地毛文龙的军帐中开始讲话。
袁崇焕吹牛的本性在第一句话就暴露出来,他说,当今天下,辽东一地,陆路在我,水路有你,可谓珠联璧合。
毛文龙惶恐得直哆嗦,他虽然平时骄横跋扈,但绝对不妄自尊大。他立即回道:“我在海外已经八年,以海水为牛奶乃家常便饭。虽然也想为朝廷出力,无奈粮草兵器难以供应,所以,很是惭愧。”
袁崇焕见毛文龙的话语倒是很恭敬,就站了起来,说:“明天我准备请你吃饭,但我在船上吃饭就晕,希望能借你帐房一用。”
毛文龙回答:“没有问题。”
六月三日,袁崇焕在毛文龙率领的皮岛官兵列队欢迎中走上岸来,进了毛文龙的帐房。两个人开始一面吃,一面谈心,谈着谈着,袁崇焕就把目的说出来了:“杭州那个地方很不错,适合养老。不知你有兴趣否?”
毛文龙真想跳起来给袁崇焕一刀,你他妈的这是想让我滚蛋啊,这不可能啊,“杭州地方是不错,可在这个地方也只有我能牵制住东夷”。
袁崇焕忽然发现面前这位也是大话王,“朝廷自会派人来接替你。”
毛文龙冷冷一笑,很自负地说道:“是吗?谁?”
袁崇焕接不上来了,他本想说是自己,但太直接了,反应灵敏的他立即说道:“我准备给你的士兵每人一两银子,你把花名册给我。”
毛文龙道:“还用什么花名册,在双岛的只有三千五百名。明天我就先替他们领了。”
两个人的谈话并不顺利,六月五日,袁崇焕犒赏完官兵,就让毛文龙把将领们叫进了帐篷。袁崇焕一一问其姓名,这些人虽名不同,但都姓毛。
毛文龙解释说:“这都是我的子孙们的亲戚。”
袁崇焕立即说道:“我宁远的官有许多薪水,兵有许多粮,还天天吵着饿。你们在海外,每月却只得这么一点东西,真是让我很难过。请受我一拜。”
毛文龙正要说点什么,大概是想替兄弟们谢谢这位督师,想不到袁督师突然一声喝:“拿下!”
毛文龙还没有回过神来,袁崇焕的几名手下已经将其拿下,袁崇焕请出尚方宝剑,面向京城方向(在这个时候,他还能辨别东南西北,可见其聪明)道:“绑了,脱掉官服!”
然后就是宣布毛文龙的十二大罪状,欲通敌谋反、贪污、不遵守朝廷纪律这些肯定是在其中的了,为了凑足十二条,连毛文龙娶下属的小妾这一事都成了罪状。这些罪状毛文龙一条都不承认。有的纯粹是袁崇焕胡说出来的,有的则是当时辽东将领的普遍现象。毛文龙为什么要认?他不认不要紧,要紧的是,他和他的手下已经被袁崇焕制服。
袁崇焕又开始说大话,“你以为我是个书生就好欺负吗?我告诉你,我乃朝廷一个首将。今日我杀了你,如果我不能在五年之内恢复全辽以还朝廷,我就用砍你的这把尚方宝剑砍了自己!”
这个时候的毛文龙对袁崇焕的大话早就不感兴趣了,他想知道的是,袁崇焕杀他到底是袁崇焕的意思还是皇上的意思。可袁崇焕就是不告诉他,跪在地上向着京城方向请旨:“我今天诛毛文龙,只因他独霸一方,不听朝廷命,以肃军政,各镇守将中如果再有如毛文龙者,照杀!”又吹牛:“臣五年不能平奴,求皇上亦以诛毛文龙者诛臣。”
说完这些,就命令旗牌官将毛文龙推出帐外,像杀猪一样杀掉了。
几天后,毛文龙被杀的消息传到京城,崇祯皇帝听了这个消息后,下巴差点没掉了。其实,崇祯开始时对毛文龙的了解并不是很深,因为毛文龙的发迹是天启年间的事情。崇祯刚登基时还听到了对毛文龙不利的消息,比如此人是魏忠贤一伙的,曾经给魏忠贤建过生祠。但两年后,他对这位海外大将就不这样看了。这位年轻的皇帝在这个时候看重的不是个人品德问题,而是这个人对他的希望所付出的多少的问题。不用任何人讲给他听,当他知道毛文龙所控制的皮岛和看了地形图后,他就明白,大明帝国可以没有任何一员大将,但绝对不能没有毛文龙。
毛文龙没有死之前,后金在与明朝的对峙中,尤其是占据辽东后,面临的是两线作战的局面。西线是宁远、锦州的明军,南线就是皮岛统帅毛文龙和明属国朝鲜。天启四年(1624年)五月到天启七年(1627年)三月,毛文龙曾五次兵袭后金,给满洲人造成了一定的军事压力。也就是说,有毛文龙在,后金方面就不得不随时提防他的偷袭,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就有毛文龙的士兵钻出来,给清军来一下子。毛文龙在暗处,而满洲人却在明处;毛文龙可以随时主动地挑选骚扰攻击满洲人的地点时间,而满洲人是明知毛文龙就在那个皮岛上,却因为没有水军而无可奈何。
另外,毛文龙还起着联络朝鲜共同抗击清军的作用。从另一方面来讲,只要毛文龙在,朝鲜就敢于抗击后金。毛文龙一死,朝鲜立即投降了后金,后金没有了后顾之忧。
崇祯终于忍下了,这种忍完全是因为袁崇焕说的那句“五年复辽”的大话。如果不是这句话,袁崇焕有一百个脑袋都不够崇祯砍。
他原谅了袁崇焕,但是,原谅并不代表理解。这原本就是一件让人根本不可能理解的事情,如何能叫人理解呢?
直到三个月后,才有人理解了袁崇焕,这个人就是崇祯。

Ⅲ 毛文龙的评价

毛文龙,字振南,祖籍山西平阳府太平县,祖父毛玉山携家迁居杭州。万历四年(1576年)正月十一日出生于杭州府钱塘县忠孝巷。九岁时,父亲毛伟去世,家道中落,陷入贫困的境地。毛文龙“幼从学,习经生业[1]”,后见国势日危,效仿古人班超投笔从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受舅舅沈光祚推荐去边上历练,当了宁远伯李成梁的亲兵。同年九月,中武举乡试第六名,授安山百户职,不久又升为千总,守备。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熊廷弼经略辽东,毛文龙屡立战功,深受其赏识,被升为都司。天启元年(1621年),升为游击,受辽东巡抚王化贞派遣,率领一百九十七名勇士,深入敌后,收复二千里海岸线。八月,克复镇江,擒后金游击佟养性。不久,又收复了被李成梁放弃的宽奠、叆阳、大奠、新奠、永奠、长奠六堡,军声大振,升为副总兵。随后,以皮岛及宽叆山区为根据地,多次深入后金腹地,屡挫敌锋。天启二年(1622年)六月,朝廷升其为平辽将军总兵官,挂征虏前将军印。天启三年(1623年)二月,赐尚方剑,加都督佥事衔。八月,派遣部将张盘收复金州、旅顺、望海堡、红嘴堡。九月,率部攻打后金故都赫图阿拉的外围要塞,先后取得了牛毛寨大捷、乌鸡关大捷,受到了督师孙承宗的高度赞赏。十月,再命张盘收复复州、永宁。天启四年(1624年),努尔哈赤派人向毛文龙议和,毛文龙将来使绑送京师,朝廷升其为太子太保、左都督。天启五年(1625年)一月,派部将林茂春收复旋城、传铁峪城。天启七年(1627年),后金皇太极即位,为了解除心腹之患,派遣贝勒阿敏、济尔哈朗等率大军攻打毛文龙和朝鲜,史称“丁卯之役”。毛文龙“五战而五胜[2]”,重创后金担任进攻主力的镶蓝旗,使之失去战斗力,两年后未能随皇太极南下。崇祯元年(1628年)十月,说服后金大将刘兴祚归正,派部将耿仲明、曲成恩等悬师千里,深入后金要塞萨尔浒,与刘兴祚弟弟刘兴治等里应外合,攻破城池,“斩级三千,擒生六十九人[3]”,大胜而归。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初五,被督师袁崇焕矫诏杀于双岛镇江大捷
天启元年(1621年),毛文龙受辽东巡抚王化贞之命,率领毛承禄、尤景和、王辅、陈忠等一百九十七名勇士,深入敌后,先收复了猪岛、海洋岛、长山岛、广鹿岛等二千余里沿海岛屿,擒绑后金守岛军官胡可宾、任光先、何国用等人。七月十四日,侦得镇江(今辽宁省丹东市)后金主力去双山抄杀不肯降后金的百姓,城中空虚,遂与生员王一宁商议,以镇江中军陈良策为内应,率一百余人夜袭镇江,擒后金游击佟养真(清帝康熙姥爷)及其子佟丰年、其侄佟松年等,随派陈忠等袭双山,擒斩后金游击缪一真等,史称“镇江大捷”。此战后,宽奠、汤站、险山等城堡相继归降毛文龙,一时间“数百里之内,望风归附[4]”,“归顺之民,绳绳而来[5]”,使得全辽震动,引起后金方面的极大恐慌。 “镇江大捷”是明军与后金作战以来的首胜,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心。朝廷因此对毛文龙破格提拔,升为副总兵。辽东经略王在晋评价此战说:“毛文龙收复镇江,擒缚叛贼,四卫震动,人心响应。报闻之日,缙绅庆于朝,庶民庆于野。自清、抚失陷以来,费千百万金钱,萃十数万兵力,不能擒其一贼。此一捷也,真为空谷之音,闻之而喜可知也。[2]”内阁首辅叶向高将毛文龙比作历史上的孤胆英雄班超、耿龚,他说:“毛文龙收复镇江,人情踊跃,而或恐其寡弱难支,轻举取败,此亦老长考虑。但用兵之道,贵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耿恭以百人守疏勒,皆奇功也……今幸有毛文龙,此举稍得兵家用奇用寡之法。[6]”御史董其昌则评价说:“毛文龙以二百人夺镇江,擒逆贼,献之阙下,不费国家一把铁、一束草、一斗粮。立此奇功,真奇侠绝伦,可以寄边事者!如此胆略,夫岂易得?使今有三文龙,奴可掳,辽可复,永芳、养性可坐缚而衅之鼓下矣。[2]”
开镇东江
毛文龙率领一百多人取得“镇江大捷”之后,后金方面极为震惊,即遣大军反扑。毛文龙兵少难支,一度退入朝鲜。朝鲜节度使郑遵、朴烨引后金军包围毛文龙于林畔,双方进行了激烈战斗,“一日七战,杀伤相当[3]”,明军将领丁文礼、吕世举等牺牲,后金军也蒙受了很大损失,被迫撤兵。 林畔之战后,毛文龙以皮岛、铁山及宽叆山区为根据地,招募辽东难民,以老弱者屯种,精壮者为兵,从无到有,逐渐发展成一支海外劲旅。天启二年(1622年)六月,明廷正式任命毛文龙为平辽将军总兵官,挂征虏前将军印,开镇东江。 东江镇建立后,毛文龙一面招抚因战火而流离失所的辽东百姓,前后接济安置百万余人。一面遣将四出,不断深入后金腹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逐渐成为后金心腹大患。后金官员称:“毛文龙之患,当速灭耳!文龙一日不灭,则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宁。” 对于东江镇的作用,辽东经略王在晋认为:“今有毛文龙在焉,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者也。《兵法》:‘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凭鸭绿之险,居隔江之近,文龙得其所矣。奴欲长驱而肘腋之间有虿毒焉,奴一动而毒发,屡攻之而不能去其毒,其天意留之以制奴之死命者乎?……奴之畏文龙甚也![2]”东林名臣陈良训则认为:“今日所恃海外长城者,非毛文龙者乎?[7]” 天启皇帝曾下诏书给毛文龙,肯定了东江镇的作用。他说:“念尔海外孤军,尤关犄角,数年以来,奴未大创,然亦屡经挫衄,实尔设奇制胜之功,朕甚嘉焉。兹特赐敕谕,尔其益鼓忠义,悉殚方略,广侦精间,先事伐谋,多方牵制,使奴狼顾而不敢西向,惟尔是赖。[2]”
收复金州和旅顺
天启三年(1623年)夏季,努尔哈赤下令屠戮后金占领区内的辽民。为了解救百姓,毛文龙遣军四出攻打后金:命朱家龙从千家庄进军,命王辅从凤凰城进军,命易承惠从满浦进军,复遣大将张盘,率部从麻洋岛登岸,相机规取金州、旅顺一带。自统八千马步精锐,从镇江、汤站一路进击,予以策应。 张盘上岸后,他按照毛文龙所布置的方略,将解救百姓作为首要任务,用战船将金州一带幸存的辽东百姓接渡到安全的地方,先后接济“男妇老幼共计四千名[5]”,这些虎口余生的百姓,以青壮年居多,苦大仇深,纷纷要求参军攻打后金。张盘见民心可用,遂将这些壮丁编成队伍,共计有三十五队。七月初二日,张盘率领兵民合编的队伍,攻打金州,一举而下,并缴获后金军火器“大小炮铳一千零十四位,硝磺连药五百六十斤,大小铅炮子七千三百零二个。[2]”,随后,又乘胜收复了辽东半岛南端的要塞旅顺,以及望海堡和红嘴堡,使得辽南数百里之土地,重归于明朝。 毛文龙遣将收复金州和旅顺等地,开辟了辽东战场的新局面。使得登莱、旅顺、皮岛、宽叆连为一线,解除了后金所占领的旅顺对山东半岛的军事威胁,令明朝的二千里海疆得到巩固,并完成了对后金的海上封锁,加重了后金统治区内粮食紧张的局面。
牛毛寨大捷
天启三年(1623年)九月,毛文龙布置在后金统治区的细作飞报,努尔哈赤准备西征攻打山海关一线。为了牵制后金,毛文龙亲统三万大军,直捣后金故都赫图阿拉,以攻其必救。后金在赫图阿拉以南的崇山峻岭之中,设有董骨寨、牛毛寨、阎王寨三座要塞,深沟高垒,易守难攻,是其起家时的根本。九月十三日,毛文龙率部攻克董骨寨,激战至十六日,占领牛毛寨、阎王寨,将后金守敌全部消灭。十七日,后金军反攻,想夺回三寨,毛文龙设伏以待,将后金军包了饺子,大获全胜。努尔哈赤闻得后方生变,不得不放弃西征打算,率四万大军来救。考虑到孤军深入,师老兵疲,而牵制努尔哈赤的战略目标已经完成,毛文龙遂决定主动撤出战斗。 “牛毛寨大捷”之后不久,毛文龙又再次重创后金军,取得了“乌鸡关大捷”。 两次大捷,明军“先后共斩首级七百二十六颗,生擒活夷十四名,夷妇五名……据有札付符验,一并验确。[2]”按明朝以首级为实功,实际歼敌数往往远多于斩首数,着名的“宁远之战”明军仅仅“上首俘二百六十有九[7]”,“宁锦大捷”更是“斩获无几”、“止有丁自雄于马上斩一级[2]”,而毛文龙此二次大捷,数倍过之,尤为难得。 当时的辽东督师孙承宗在“牛毛寨大捷”之后,欣喜异常,上奏称赞说:“臣接平辽总兵毛文龙呈解屡获首虏,随行关外道袁崇焕逐一查验三次,首级三百七十一颗,俱系真正壮夷,当阵生擒虏贼四名,俱系真正鞑虏。差令中军官集将士于衙门外,三炮三爵。臣时在宁远,适春赏夷人,虎酋等部俱到。特令各官解其首虏,经各赏夷部落,乃抵宁远。不独风示边人,抑亦见天下尚有杀贼之人,贼自有可灭之日!一时人心,殊觉感动。因念文龙以孤剑临豺狼之穴,飘泊于风涛波浪之中,力能结属国,总离人,且屯且战,以屡挫枭贼,且其志欲从臣之请,牵其尾,捣其巢,世人巽懦观望,惴惴于自守不能者,独以为可擒也,真足以激发天下英雄之义胆,顿令缩项敛足者愧死无地矣。[8]”
收复复州和永宁
天启三年(1623年)十月初五,毛文龙复命张盘收复复州和永宁。当时,后金复州驻军横行无忌,四处掳掠百姓。张盘利用辽民对后金军的痛恨,乘夜袭城,大破之。后金不甘心失败,调集了更多的军队反击,张盘于城中设伏,再次大败后金军,“斩获无数”,后金军“器械、铳炮俱掷弃而奔。[2]”天启四年(1624年)正月初三,后金利用海水结冻,以万余骑兵绕袭旅顺,想报上次失败之仇。张盘死守城池,火药用尽,犹坚守不降。后金军无计可施,遣使议和,张盘立斩于军前,复于旅顺城外设埋伏,大败后金军。后金军只得撤走。
对辽西战场的支援
毛文龙所领导的东江雄镇,成为屹立在敌人后方的坚固堡垒,使得后金无法对辽西和大明本土展开有效进攻,即便有所行动也不得不在很短的时间内撤走。关内万家生灵的安宁幸福,皆赖于东江镇的存在。故而当时有人写诗称赞毛文龙说:“手挽东隅半壁安,漂流百战虏烽阑。” 如天启五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兵进攻宁远。毛文龙即派部将林茂春、王辅率军进攻海州,派部将杜贵、曲承恩直入沈阳,并且行动极为迅速,“东兵之进而捣沈阳以覆其巢,攻海州以遏其归者,已先奴一日而发,亦綦神速矣[5]”。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下仅仅呆了两天(正月二十六日——正月二十七日),就不得不还救根本。 袁崇焕也曾经上奏说:“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故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2]”对此,兵部尚书王在晋曾说:“‘毛文龙径袭辽阳,故旋兵相应,宁锦之围解,文龙与有力焉。’此出于崇焕之自陈,剧称其牵制之功,则文龙何可杀耶?文龙杀而虏直犯京城,明知而故悖之,崇焕之祸其真自取矣![2]”充分肯定了毛文龙的存在,是大明边防的重要保障,毛文龙一死,后金便可长驱直入京师。 毛文龙在时,后金对明朝军事行都很短暂,也不敢走远。而毛文龙被杀后,后金欣喜异常,弹冠相庆,史载“清主大喜,置酒高会[9]”,后金首领皇太极立刻起倾国之兵入关直扑北京,史称“己巳之变”。此后一直到明朝灭亡,后金(清)时常直犯中原,如入无人之境,保定、济南、兖州、高阳、固安、良乡等许多城市被屠城,数百万百姓遭到掳掠,这时候人们才意识到毛文龙的作用,但为时已晚。 《三朝辽事实录》无比沉痛地评价道:“崇焕得信心行事,中奴之诱,先杀毛文龙除奴肘腋之患。己巳,虏遂从蓟镇深入薄都城,舍山海而以蓟、宣为屡犯之孔道。向使崇焕不使吊通奴,西夷必不叛,夷不叛则西路不可行,不杀岛帅,则奴顾巢穴必不敢长驱而入犯![2]”
丁卯之役
天启七年(1627年)初,后金首领皇太极一面派遣方金纳为首的九人代表团,前往宁远与当时的辽东巡抚袁崇焕议和,以疑惑明朝方面。一面派镶蓝旗旗主阿敏、镶白旗旗主阿济格、镶红旗旗主岳托,贝勒济尔哈朗、杜度、硕托,总兵李永芳等人率大军攻打东江镇,以解决心腹之患。对于后金的出兵人数,袁崇焕说有十万:“闻奴兵十万掠鲜、十万居守。[7]”朝鲜认为毛文龙必败,为自保倒向后金,向后金大军提供朝鲜服装“引贼俱换丽帽丽服[5]”,冒充朝鲜军围攻铁山。铁山都司毛有俊等率千余名守军与后金大军血战,战至最后一卒,无人肯降,毛有俊拔刀自刎,壮烈殉国。 随后,后金铁骑乘冬季冰坚,进攻与铁山仅三里之隔的云从岛。毛文龙率部英勇反击,派部将毛有见、尤景和等逆袭后金军。双方在冰面上展开激烈战斗。东江健儿面对武器、装备和人数都占绝对优势的后金军,毫无惧色,浴血奋战,双方互有杀伤,后金军强攻多日,始终不能前进一步。后金主帅阿敏见部队伤亡太大,占不到半点便宜,遂迁怒于朝鲜人,转而进攻朝鲜义州和安州,攻破城池,大开杀戒。得手后,又率大军移向朝鲜首都王京,准备灭掉朝鲜称王,朝鲜国王李倧一面仓皇出逃,一面遣使向明朝和毛文龙请罪,说导敌不是自己的主意,而是臣子所为,请求援救。 天启皇帝认为朝鲜虽然协助后金,但不应该计较属国的过错,才是天朝气量。于是下诏给毛文龙,要求毛文龙不计前嫌,出兵援朝。他说:“奴兵东袭毛帅,锐气未伤,深慰朕怀。丽人导奴入境,固自作孽,但属国不支,折而入奴,奴势益张,亦非吾利。还速谕毛帅相机应援,无怀宿嫌,致误大计。[2]” 毛文龙接到诏书以后,不顾自身粮饷短缺,毅然率部进入朝鲜,反击后金大军。在天寒地冻的环境中,东江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每日“拉死尸为食[5]”,仍在毛文龙的激励下,顽强作战。双方在宣州、晏庭、车辇、义州等地反复拉锯,而随着天气逐渐转暖,战事逐渐向有利东江军的方面转变。随着河水、海水的解冻,东江军逐渐依靠朝鲜境内的大小河流,把以骑兵为主的后金困住,多次重创敌军,“三战三捷,困奴于银杏江[7]”,随于千家庄、瓶山一带与后金主力展开决战,“文龙自率兵出,大战,杀固山三、牛鹿八人,斩六千余级。[3]”阿敏不得不放弃在朝鲜称王的打算,“杀出一条血路回到本土[10]”,东江军取得了战役的最后胜利。 “丁卯之役”使得拥有数万骄兵悍将的镶蓝旗精锐丧尽,即使休整两年也未恢复元气,其余参战后金军也多有损失。是为明军与后金交战以来,所取得的最重大胜利,而这又是在明军极为艰苦的环境下所取得的,更加可贵。对此,登来巡抚李嵩评价说:“奴以十万之众蹂躏东江,毛文龙乃能于狂烽正炽之际,奋敌忾迅……毛帅之功于是不可着乎![7]”、继任者孙国祯(收复澎湖列岛的民族英雄)也认为:“臣看得毛帅孤悬绝岛,远泊水乡,溟雾胡风,侵肌扑面,寒烟冷月,泣昼怜宵。七年正月以来,五战而五胜,谛观宣州、车辇、义州西门、龙山诸役,皆令人舌咋心惊,色飞神动。然义州西门之捷,独雄而奇,盖其俘获者皆名酋,今之系纽而献者,此也。宣州诸路之捷,又险而奇,盖毛帅亲中二矢,不为少动。自五、六年以来,大小几近百战,积俘至四百七十有零,抢获器械、马匹累百,近日续报者不与焉。[2]” “丁卯之役”是万历壬辰之役以来,大明雄师又一次帮助朝鲜免于亡国的军事行动。参战明军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绝境下,全凭一念忠赤,一腔热血,以死尸为食,衣无寸缕地战斗在冰天雪地中!设伏出奇,力挫强敌,在华夏儿女抵御外侮的史册中,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职惟知尽忠报国,绝不肯偷身自免![5]”——东江主帅毛文龙战时如是说,他亲冒矢石,身中数箭,犹死战不退!在毛文龙的激励下,东江健儿人人奋勇,与后金军舍身搏斗,鲜血染尽三千里江山。就连在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都向欧洲人介绍说:“此次战役之激烈为中国所未曾见。[10]”,并说:“抗拒鞑靼人最有力的要数英勇盖世的大将毛文龙。[10]” 朝鲜史料则认为是朝鲜民间的义军打败了后金大军,毛文龙坐困穷岛,毫无作为。
萨尔浒大捷
崇祯元年(1628年)九月,皇太极因“丁卯之役”不胜,复派和硕贝勒莽古尔泰、贝勒济尔哈朗、副总兵刘兴祚等率2万大军进攻东江,被毛文龙击败,“降者二千人[9]”,刘兴祚率400骑兵于阵上投诚,成为后金立国以来,归正明朝的最高级别将领,引起后金方面的极大震动。 刘兴祚归正以后,向毛文龙献计:其兄弟亲族等人都在萨尔浒城中,可约为内应,袭而破之。萨尔浒位于后金大后方,是屯积粮草之所。毛文龙即遣大将耿仲明、曲承恩等,率军千里奔袭,昼伏夜行,遇到后金哨兵,即行掩杀,于十月初八日抵达萨尔浒城下,派细作入城,暗通城中刘兴祚之弟刘兴贤、刘兴治等,里应外合,一举攻破城池。耿仲明等入城后,对城中八旗军民,大开杀戒,“斩级三千,擒生六十九人[3]”,与刘氏兄弟等胜利还师。 后金叛明以来,攻取明朝城池,大多依靠细作内应,入城之后往往屠城。至东江军“萨尔浒大捷”,则反而以内应攻破后金要塞,屠城以归。
对后金的反间
毛文龙开镇东江八年间,派遣了大量人员到后金统治地区刺探情报,扰乱人心,鼓舞辽民反抗,“将军之细作,时达辽沈,飞书遍投[11]”,使得后金方面“疑惧益甚,凛凛终日,日惟追杀毛兵奸细[11]”,甚至专门制定了法律,对于“毛文龙所遣来之奸细[12]”检举者重赏,包庇者严惩。 毛文龙还常投书于后金官员、将领,又故意泄露之,以造成后金的猜忌、杀戮,借敌之手以灭敌。史载后金“大帅名阿骨者,极骁勇,善用兵……毛将军用间以离之,奴竟杀阿骨。[11]”天启三年十二月,毛文龙再次“因疑用疑,使其自相鱼肉[5]”,用反间计除去后金大将柯汝栋、戴一位。 崇祯元年,皇太极因“丁卯之役”不胜,遣使往东江议和。毛文龙将计就计,要皇太极派重要官员来谈判。他为了剖明心迹,将通书奏明朝廷,“谨将其求款原文投递辅臣[5]”,并奏陈自己的诱敌之计是“放还来鞑,诱彼要人。[5]”皇太极果然上当,派遣“汗之爱将[13]”固山额真可可及三名牛录往东江,毛文龙即将来人绑送京师。皇太极闻讯气急败坏,致书毛文龙大骂:“以虚言诱致差人几名,有何好处?[14]”此后,毛文龙又多次以归顺后金为饵,挑逗、诱骗皇太极派遣使臣,但皇太极都不再回信。后金使者也对朝鲜人说:“与毛相通果有之,而非与贵国以信相和,彼欲觇我也。[13]”说明后金终于意识到了毛文龙的欺骗。 毛文龙的用间手段,使得后金方面寝食难安,手足相残,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首领都被其玩弄于股掌之上,展现了非凡的才智与谋略。 满学会会长阎崇年老师则认为毛文龙与后金书信往来,是真通敌卖国,被袁崇焕斩是死有余辜。
性情刚烈,嫉恶如仇
毛文龙“用兵也严,赏罚必信,与兵士同甘苦,有古名将风[15]”,所以能够得到部下的忠心爱戴,以至于被害时,“岛中将卒闻其死,皆哭[13]”。他为人正直,“于权要绝不肯馈遗[15]”,又嫉恶如仇,“见狐媚之徒,贱如犬豕,贪墨之辈,詈骂不禁,往往以此得过[5]”,因此引起当权者不满,“饷断于海外,谤满于中朝![5]”
清正廉洁,不蓄私产
毛文龙尽管身为朝廷一品大员,却不置私产。史载:“毛将军揽外海外,遣妻子归故里,不载岛物产业奴婢,空空如也[3]”,“死之日,室无赢财。钱塘仅有父宅一区,山田二顷而已。[3]”这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实属难得。
耿介自守,不附权阉
魏忠贤专权期间,一些没有气节的大臣争相奉承,如辽东巡抚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功德,请于宁前建祠[7]”,并在奏折中称:“厂臣魏忠贤功在社稷……从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16]”,谀辞谄语,不堪入目。毛文龙却不肯阿附魏忠贤,屯田主事徐尔一称赞他说:“当魏忠贤擅权,督抚节镇,称诵建祠者比比,而文龙耿介自守,不一濡足……可不谓今天下一奇男子哉?[3]”
忠贞不二,以死明志
毛文龙对朝廷忠心耿耿,当袁崇焕伪造圣旨加害于他时,他误以为是皇帝要处死自己,毫不反抗,跪而请死。 明恭顺侯吴惟英对此评价道:“焕言文龙跪而请死,正见其从容就义,所畏者国家三尺。如蒙二心,不第目无焕,抑且目无朝廷,死生大矣,宁肯长跪以服上刑?况毛亦有赐剑,将亦曰有旨,崇焕将何以自保?幸毛之自持一片忠赤,不以白刃而稍有动摇。[17]” 意思就是说: 袁崇焕说毛文龙跪着请死,可见他从容就义,忠于国家的法律。如果毛文龙有二心,肯定会目无法纪,怎么会跪着受死。毛文龙也有尚方宝剑,如果他也说我有圣旨要杀袁崇焕,袁崇焕如何自保?幸而毛文龙对国家一片忠心,并不以白刃临颈而动摇。

Ⅳ 开马市的是毛文龙还是袁崇焕

毛文龙(1579年-1629年),字镇南,中国明朝武将。浙江仁和人(今浙江省杭州)。文龙年轻时穷困潦倒,学麻衣相术,替人测字看相谋生,后浪迹江湖,来到山海关外边塞,度过二十多年行伍生涯。1605年武科及第。后以朝鲜为根据地与清军对抗,保障了与明朝的水路交通,同时在清朝后方出击,牵制其西进犯明,最终导致了清朝对朝鲜出兵。文龙率部撤往鸭绿江口近海的皮岛,随后升为总兵。皮岛也称东江,东西十五里,南北十里,与鸭绿江口的獐子岛、鹿岛构成三足鼎立之势,地理位置居于辽东、朝鲜、山东登莱二州之间。朝廷认为:“毛文龙灭奴虽不足,牵奴则有余”。然毛文龙部有贪功,冒饷、不肯受节制,难以调遣等问题;崇焕患之,与内阁辅臣钱龙锡谈到平辽事宜,认为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主张“先从东江做起”,集中精力对付毛文龙。

崇祯二年(西元一六二九)袁崇焕以阅兵为名,乘舟至双岛,祭出尚方宝剑,宣布毛文龙十二条当斩之罪:一,九年以来兵马钱粮不受经略巡抚管核;二,全无战功,却报首功;三,刚愎撒泼,无人臣礼;四,侵盗边海钱粮;五,自开马市,私通外夷;六,亵朝廷名器,树自己爪牙;七,劫赃无算,躬为盗贼;八,好色诲淫;九,拘锢难民,草菅民命;十,交结近侍;十一,掩败为功;十二,开镇八年,不能复辽东寸土。袁崇焕说完十二条罪状后,面向京城方向请命:“缚文龙,去冠裳”,斩毛文龙于帐前。史载“帝骤闻,意殊骇”。崇祯皇帝对于袁崇焕擅杀毛文龙,是非常不满的,但“念既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俄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虽然如此,这也种下日后袁崇焕惨死的远因。

公元1628年,天启帝驾崩,17岁的朱由检继承皇位。继位之初,这个少年“英主”便用雷霆手段消灭了魏忠贤集团。随后,崇祯重新启用赋闲在家的袁崇焕,拜兵部尚书,督师蓟辽,赐尚方剑。兵部尚书是最高军事行政官,督师是最高军事指挥官,袁崇焕身而兼之,达到了其军旅生涯的顶点。

是年8月,袁崇焕到达辽东,他用独特的构思开始谋划他的平辽计划。7个月里,他集中了辽东四镇的指挥权,报请皇帝撤销了山东登莱巡抚一职,以便直接控制登莱天津舟师。同时日夜操练军马,制造火炮,积存粮秣,征集战马,修缮锦州、大凌河、右屯、宁远诸城,完成了辽东四百里的防御。袁崇焕的平辽方略是“先主守而后动”,但在袁崇焕的防区,毛文龙居功自傲,不服节制。

毛文龙是明朝任命的东江总兵,天启三年加封左都督,赐尚方宝剑。作为封疆大吏,手握重兵又孤悬海外,所以毛文龙肆无忌惮,飞扬跋扈,索要军饷以百万计,得不到满足则动辄威胁朝廷,甚至公开向朝廷叫嚣 “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熹宗、思宗两朝都对毛文龙无法辖制,只得不断给他升官进爵,加以笼络。

到袁崇焕再度被启用的时候,这位毛总兵在皮岛已经俨然是独立为王,种种劣迹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一、攀附朝中权贵、结党营私、贿赂阉宦、拜魏忠贤为义父。

二、屡屡不听调遣,宁锦大战打得惊天动地,东江镇却不出一兵一卒救援,也不进袭后金后方以为策应。

三、拒不接受朝廷派文官监察核数。

四、公然在军营中蓄养娼妓歌优,强抢良家妇女,部队军纪涣散,战斗力极差。

五、虚报部队员额、侵吞军粮、冒领巨额军饷,多次以军饷不足,部队即将哗变,蒙骗、要挟朝廷。

六、令人发指地屠杀难民,用难民的人头冒功。

七、驱策难民到辽东去偷挖人参,不去的就不发粮食,让难民大批在岛上饿死。

八、未向朝廷申报和经朝廷批准,擅自在皮岛开马市与外国贸易,疯狂敛财。

我们再看看“民族英雄”毛文龙的“辉煌”战绩吧:

一、辽东失陷后,毛文龙带领了九十八人,渡鸭绿江袭击镇江城得手,但不久清兵反攻,镇江城又失了;

二、天启四年五月,毛文龙遣将沿鸭绿江、越长白山,进攻满清东部,被击败,全军覆没;

三、天启五年六月及六年五月,曾两次派兵袭击满清城寨,两次都大败而归;

四、天启七年正月,清兵进攻他所驻守的铁山。毛文龙大败,逃上了皮岛。

正是这支“忠义”、“神武”的毛家军,几年之后在登州发动叛乱,成为可耻的汉奸部队,毛文龙的部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日后都叛逃后金,成为臭名昭着的叛国贼。

看看明朝官员和朝鲜史书对毛文龙的评价:

1、天启六年,兵科薛国观就指出过:“今岁正月,敌倾巢入犯,虽稍挫凶锋,而攻围屠掠逍遥内地者直二十余日,迨班师而东,操演沈阳,复图再至,文龙一似不知有牵制者。”

2、崇祯元年,兵部尚书阎鸣泰也认为文龙之牵制,“终属虚着”,从而提出了移镇的动议。

3、工科给事中潘士闻更指劾毛文龙说:“故智将动有成算,勇将所向无敌,未有翱翔海上八年,未复一城一池而可以言智;敌来深慝穷岛,敌去仍言牵制而可以言勇。”

4、山东总兵杨国栋曾列举文龙十大罪,其中第二条是:“设文龙于海外,原为牵制不敢西向也,数次过河,屡犯宁锦,全不知觉,牵制安在?!”

5、早在文龙入据东江不久,朝鲜备边司即上启说:“毛将所为,不思甚矣。贼冲宣川,不过数百骑,曾不发一只箭,骈首就戮,有同群羊之见猛虎,其无胆勇,据此可想。为今计莫若藏踪秘迹,使虏不得窥觇去留。”

6、天启三年六月,柳公亮自毛营还,向朝鲜国王汇报说:“以其兵力观之,似无剿胡之势。张晚去时结阵以见之,而军皆疲劣。虽或见小利而动,恐难举大事耳。”

7、崇祯二年,朝鲜特进官李景稷说:“毛之军势疲甚,其意只欲安座岛中,享其富贵而已。”

8、《李朝实录》对毛文龙开镇八年总的评价是:“蛰居孤岛,徒事张皇,”“今则徒享富贵,无意进取。识者皆忧其终不利于中原,而为我国之深患。”

9、谈迁撰《国榷》,对于“斩帅”是持非议的;然对文龙的所谓牵制,却不敢恭维,他说:“将东江偏隅果足慑建虏之魄乎?曰:非也!皮岛去建虏较远,牵制本影响,而建虏善疑,得略为瞻顾,或未即决计而南响也”。他还特地引用姜曰广的话说:“其言牵制,非也,鞭长不及马腹也。……东江之师,非荒忽苑在,胡马久蹴之,同铁山尽矣。”

10、即使是后来以“擅杀大帅”的罪名,参与迫害袁崇焕的王永光,也曾不得不承认:“海外之师为牵制也,有须弥岛之退,又有攻掠海州之报,以牵奴者而牵于奴,文龙伎俩已穷。”

概括的太精妙了,“以牵奴者而牵于奴”,这正是对毛文龙的所谓“牵制”最真实的写照。

毛文龙的必死之罪

大量事实证明,文龙自据有东江后,独霸一方,骄横跋扈,其后更背着朝廷,一再进行通敌叛降活动。袁崇焕在斩毛文龙时所宣布的十二大罪,并非什么凭空捏造或随意上纲,而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罪之一:“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

1、毛文龙自称拥兵二十余万。朝中对此极表怀疑,天启六年,姜曰广、王梦尹奉诏出使朝鲜,准备到毛营阅视,毛文龙却口出悖言说:“阅不阅在我。不惟阅不阅在我,并他去不去亦不由他也。”姜、王回朝后疏言:“文龙兵册十五万,能用者只二三万;”登莱道王廷试则额定为二万八千人。

2、《国榷》也承认:文龙“渐骄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饷又过多,岁百二十万,兵二十万,朝论多疑而厌之,以身握重兵,又居海岛,莫能难也。”

3、朝鲜方面也曾指责说:“毛都督欲使我国称颂其功,虚张军兵之数云,无理甚矣。”

罪之二:“说诳欺君,”杀降冒功。

1、文龙入据镇江之初,即遭后金还击,“斩游击刘某及兵千五百级,文龙仅以身免。”但毛文龙匿败不报,为登莱通叛王一宁告发,由于毛文龙“媚魏忠贤为奥援”,王一宁反被诬,逮治论死。

2、天启四年,“时秀水谭昌言为登莱参政。毛文龙药辽人舌献俘,昌言廉得之,密与解药汤,旬日舌清乞命,皆辽人也,言其实,编为农。”

3、同年七月文龙又报三捷,“献俘十二人,而稚儿童女居其八,(袁)化中力请释之,因言文龙叙功之滥,忠贤素庇文龙,益不悦。”后来,袁化中被拷死狱中。

4、天启五年八月,户科杨文岳曾就毛文龙献俘七名,途至广鹿岛又换回六名一事,上疏参驳说:“臣闻之不胜惊疑。夫献俘一事,奏之皇上,告之祖宗,用以远播威德,昭示宠灵,此何等大事,乃忽然解来,忽然解去,前解者,不知何以遽发?后换者,不知何处解来?支吾不一,真假莫知。以报功则涉混,以对皇上则似欺。乞严敕该部查审真伪,仍谕毛文龙,以后开报军情务从真实。”

5、对于毛文龙的冒捷献俘,不仅“中朝颇知其妄”,朝鲜方面的记载也是明确的:“(李)廷龟曰:(毛)都督不修兵器,不炼军士,少无讨虏之意,一不交战,而谓之十八大捷;仅获六胡,而谓之六万级,其所奏闻天朝,无非皆欺罔之言也。”

罪之三:“刚愎撒泼,无人臣礼。”

毛文龙公然叫嚣:“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等语。联系到毛文龙曾于崇祯元年春突然拥兵至登州,声言索饷;以及他致皇太极的私通信件中有“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之语,可见事情并非偶然的巧合。

罪之四:“交结近侍。”这也不是指魏忠贤专权时期的一般应酬,而是指派遣心腹,“辇金京师,拜魏忠贤为父,”实质是结为团伙,即所谓“文龙与魏忠贤相因而相藉者也。

有人说袁大人为魏阉修生祠可杀否?可惜啊,袁大人只是说说而已,逗魏阉玩儿,事实上并没有修。

魏忠贤曾“使其党论崇焕不救锦州为暮气,”迫使崇焕不得不乞休致仕,只是在忠贤伏诛后才得以复用。而毛文龙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他“务结中贵,以为自固之计,”故“东江岁饷百万,大半不出都门,皆入权宦囊中”。

事实上,在王化贞被处死之后,魏忠贤便成了毛文龙的后台,不仅冒捷冒饷得以通行无阻,而且谁参劾毛文龙,谁就得遭殃,象王一宁、刘之凤、夏之令、袁化中、姜曰广、王梦尹等,或被论死,或被斥逐,这都是魏忠贤庇护毛文龙的结果。甚至在魏阉伏诛之后,仍出现了“内官王国兴擅到海上,称密旨召毛文龙,踪迹诡秘”的情况。可见毛文龙与宦官的关系,实在并不寻常。

罪之五:敌攻铁山,“逃窜皮岛,且掩败为功。”

1、毛文龙常常临阵逃窜,不敢接战,即《李录》所说的“有同群羊之见猛虎”。

2、掩败为功。就在铁山惨败之后,毛文龙即上报宣州、义州等处“五捷”,但考之《东华全录》,后金在破铁山后,并无与毛文龙交战之事,所谓五战五捷,实皆虚冒。

3、袁崇焕指出:“铁山一攻即破,毛不能以一矢加遗,而朝夕报功。”

罪之六:“开镇八年,不能复辽东寸土。”

崇祯元年,山东总兵杨国栋就曾指出:毛文龙“专阃海外八年,糜费钱粮无算,今日言恢复,明日言捣巢,试问所恢复者何地?所捣者谁巢?”

有的人又要列出所谓毛文龙“收复”的一大串失地的名单,试问:毛文龙授首时还有那些在他手中?都丢光了!!!

作为统筹全辽战局的督师,对毛文龙的所作所为,经过查证、并在开导无效之后,毅然斩之,这难道不正是一种负责的表现吗?!

罪之七:“私通外夷。”

这不仅仅是“擅开马市”,即“文龙在岛中广招商贾,贩易禁物,名济朝鲜,实阑出塞,”“私通粟帛,易敌参貂,藉是苞苴,为安身之窟”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通敌叛降。

《崇祯纪事》载:袁崇焕奏报中有“文龙逆迹昭然”之语,崇祯帝在覆旨中也明确指出:毛文龙“通夷有迹”。

毛文龙在致皇太极信中提出的:“尔取山海,我取山东,若从两旁夹击,则大事成矣,我不分疆土,亦不属尔管辖;” “结局之期,你如何待我,如佟、李之隆我不肯,如西夷之头领隆我,我亦不肯;”以及他准备拿已归正明朝的刘兴祚兄弟与后金作交易等等,就足证毛文龙确是罪在当诛。

崇祯二年5月29日,袁崇焕亲赴岛山,在那里会见了从皮岛赶来的毛文龙。袁崇焕向毛文龙提出:皮岛设文官监军,粮饷由宁远转发,改编部队,连谈三日三夜,毛文龙始终不同意,在毛文龙举办的晚宴上,袁崇焕暗示毛文龙希望他急流勇退,也遭到毛文龙的拒绝。

作为毛文龙的顶头上司,上级主管部门负责人,当面下达的工作指示都遭到毛文龙的无理拒绝,袁崇焕又怎么能够指望自己远居宁远或者山海关时毛文龙能够服从调遣呢?!

至此,袁崇焕已经是仁至义尽。6月5日,在袁崇焕的营帐中,当着毛文龙的诸多亲信,袁崇焕历数十二大罪名,用尚方宝剑取了毛文龙的首级,收回毛文龙的将军印和尚方宝剑,同时收编了毛文龙的部队。经清查,东江镇将士为28000人。

袁崇焕杀毛文龙是迫不得以,但必须得杀!此举冒了极大的政治风险和军事危险性。

毛文龙的桀骜不驯、拥兵自重、不服节制,都与袁崇焕的平辽方略格格不入,袁崇焕一上任,宁远、锦州、蓟州各处军事要地都曾发生兵变,要整饬军纪,首先就要解决毛文龙这样的“独立王国”,否则辽东地区的政令军令无法统一,平辽复土就是一句空话。

从体制上讲,毛文龙是手持尚方宝剑的封疆大吏,即使有罪也只能由皇帝下旨诛杀,袁崇焕擅杀大将,是严重的侵犯了君权。将毛文龙押解北京,交由皇帝去处置,才是最合理的方式。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袁崇焕亲赴双岛解决毛文龙问题,无疑是虎口拔牙,和平手段解决不了,就必须通过暴力手段解决,既要保证拿下毛文龙,又能平稳的接收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将毛文龙就地处决,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任何犹豫、拖延,都可能酿成无法控制的局面。

程本直在《漩声纪》中对斩帅问题有一段总结性的评论:

“客亦闻夫年来国中所议文龙乎?否也。

曰虚兵也;

曰冒饷也;

曰假俘假捷以骗功骗赏也;

且曰尾大也;

曰鞭长也;

曰一跋扈将军也。

自武登抚相与争而去,其欲得而甘心于文龙者,非一日也,非一人也。辱白简、挂弹章可数百计也。

是左右诸大夫皆曰可杀,

国人皆曰可杀也。

其不杀也,非不杀也,不能杀也,不敢杀也。

是故崇焕一杀之而通国快然。……是文龙之杀,文龙之罪也,而非崇焕罪也。”

程氏的这番评论,是在袁崇焕蒙受种种不白之冤,而“擅杀大帅”之说又甚嚣尘上的时候提出来的,在当时,如果没有一种为公理而抗争的舍身精神,是不敢讲这样的话的。它不仅代表着当时真正的舆论,而且也是经受了历史的检验的。

袁崇焕的官职是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那么作为蓟辽一镇的东江镇总兵毛文龙当然应该归袁崇焕统辖。但实际上历任辽东经略或是蓟辽督师所能管辖到的地方都只有山海关--宁锦方向而已,东江镇一直都是直接对朝廷负责,俨然一个独立的战略方向。

事实上不独东江镇,登莱、天津甚至蓟镇袁崇焕都很难管到,像指挥蓟镇方向的就其实是蓟辽总理刘策,正是这样,身为蓟辽督师的袁崇焕才会对蓟镇方向的防御无可奈何,以至于瞪眼瞧着后金军突破蓟镇喜峰口入塞,而他回师之举则被称为擅离汛地,所以毛文龙面对袁崇焕才敢于那么肆无忌惮。

袁崇焕想要将过于分散的指挥权集中起来,而毛文龙则代表着反对这一举动的地方将领。这次尝试到底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了,而直到明朝灭亡也没有成功过,应该说这也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再来看看所谓袁崇焕的“议和”

崇祯元年七月,袁崇焕被崇祯帝召见平台,作出“五年全辽可复”的承诺的同时,就当面向崇祯帝讲过这一战略:“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

关于议和我们首先要注意到这几点:

第一,袁崇焕之议款,是光明正大的,他敢于对皇帝讲,敢于对枢臣讲,敢于拿到廷上和群臣力争,甚至为此而遭压制、遭罢官也在所不惜。

第二,袁崇焕之议款,绝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阴谋、勾当。历次议款情况,均随时禀之朝上;崇焕亦先后接到崇祯“骄则速遣之,驯则徐间之,无厌之求毋轻许,有备之迹须使明知。”以及“侵地当谕令还,叛人令献”等明旨,袁崇焕在款议中均一一加以贯彻。

第三,袁崇焕之仪款是有原则的,即以有利于明朝的战守大局为出发点,坚持有利于我的原则,并无任何出格之举。它和那种丧权辱国的屈膝投降有着本质的区别,两者绝不应混为一谈。

第四,袁崇焕之议款,只是他实现战守大计的辅助手段。在他的复辽战略中,战、守、和三者的地位不是平列的,它们之间的主从关系是十分清楚的。因此,所谓崇焕“专主款”之说,显然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袁崇焕的复辽战略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的。在此之前,明之东北战事连遭败绩,萨尔浒之败十万明军全军覆没,辽沈俱陷,锦州、大小凌河四十余城尽降,就关外局势而言,可说是“敌强我弱”,当时挽救危局的关键在于“守而后战”、“以守促战”。袁崇焕的杰出之处,就在于他能认清严峻的形势,面对现实,从战略上正确处理战、守、和的关系。

宁远、宁锦先后大捷的事实证明,袁崇焕的“守而后战”是正确的、成功的。对此,后金也不得不承认:“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

至于战守之外再加上议款,用崇焕的话来说,就是“敌以款愚我,我亦以款愚之也”,“款之为言缓也,所以缓彼而急我也”。

锦州、中左、大凌三城之修筑,就是一例,“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皇太极复书诘责说:“尔口言修好,乃发哨卒入我境,收纳逃亡,修葺城堡,是尔言之不由中也。”

修筑堡垒是遏止满清铁骑、步步为营收复失地的有效手段。这种议款既有利于我,何乐不为,又何罪之有?!到目前为止,既没有发现任何袁崇焕与后金之间另外还有什么密书、密约,更无所谓以杀文龙作为讲款、还辽的条件。

可见所谓袁崇焕为讲款而擅杀大帅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编造和污蔑!!!

关于斩帅后的战局

对于所谓“解除后顾之忧”的问题,程本直在《漩声纪》中专门有一段评论说:

“客曰:姑舍是。敌之欲走蓟门者非一日而不敢者,毛文龙牵制之也。文龙杀而牵制废,而敌乃得逞焉于蓟也。何曰非崇焕罪也?曰时之遇也,数合也,而谓毛文龙之故也,非也。

敌固曾攻宁远于丙寅也;敌固曾围锦州于丁卯也,藉非崇焕死战死守,敌不逮己巳而始纵横于神京之下也。

而文龙当日固居然岛上帅也,未闻其提一旅、渡一骑以牵制之使之不来也,乌在今日必其能牵制之而使不来也?!”

程氏这一连串的质问,是针锋相对的,也是切中要害的。

那么,皇太极为何恰在毛文龙被杀不久即入围北京?这主要是当时和议破裂造成的。袁崇焕在议款中坚持以“归叛人,还侵地”为条件,而皇太极则认为“辽东土地天授,不可还。”并谕贝勒大臣说:“我屡欲和而彼不从,岂可坐待”,“我故兴兵由捷径而入,破釜沉舟,断不返旆”。

至于其后东北战局的改观,更不能归咎于袁崇焕的斩帅。事实上,袁崇焕在斩帅时即当众宣布:“臣今诛文龙以肃军,诸将中有若文龙者悉诛。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这表明袁崇焕对于整治东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并且切切实实地作了一系列的部署:“分其卒二万八千为四协,以文龙子承祚(禄)、副将陈继盛、参将徐敷奏、游击刘兴祚主之。收文龙敕印尚方剑,令继盛代掌,犒军士,檄抚诸岛,尽除文龙虐政。”

袁崇焕不久又上言:“东江一镇,牵制所必资,今定两协,马军十营,步军五。”最后又把东江、宁锦、登莱、天津的防务联为一体,总兵力达到十五万三千有奇。

正是在数月后的已己之变中,崇焕被崇祯逮下狱,并被磔死,才使整治东江的一切努力化为泡影。因而造成皮岛无主的真正原因,不在于袁崇焕的斩帅,而在于袁崇焕的被冤杀。其后东江内部的互相攻杀及诸将的先后叛降,是与当时急剧变化的形势有关,而且这一切却是发生在袁崇焕被杀之后。

事实上毛文龙死后东江镇并没有什么异动,孔有德、耿仲明的叛乱是崇祯4年10月的事,此时袁崇焕死去已经一年多了,事由是因为耿仲明的弟弟鼓噪索饷,与毛文龙之死并没有直接联系。尚可喜则是崇祯7年才投降满清,而东江镇的最后覆灭更是崇祯11年的事了。

因此,与其说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人的叛逃,东江镇的覆灭是袁崇焕杀毛文龙的后果,不如说这是袁崇焕冤死后,辽东明军崩溃狂潮中的一个支流。

明末毛文龙统辖的东江镇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地方割据军阀,熹宗、思宗两朝都对毛文龙无法辖制,只得不断给他升官进爵,加以笼络。 并不是朝廷不想处置他,而是因为东江孤悬海外又手握重兵,明王朝已经在事实上丧失了东江镇的有效控制。

正是由于毛文龙拥兵自重、藐视朝廷、目无上司、抗令不遵,致使辽东明军始终无法形成统一的战斗力,在摩擦和内耗中丧失了收土复辽的最后战机,其野心和事实上的军事威胁已经对明王朝的复辽大业构成了构成了致命威胁,

毛文龙罪孽深重,死有余辜!!!

Ⅳ 谁能介绍下毛文龙的情况

毛文龙,字振南,祖籍山西平阳府太平县,祖父毛玉山携家迁居杭州。万历四年(1576年)正月十一日出生于杭州府钱塘县忠孝巷。九岁时,父亲毛伟去世,家道中落,陷入贫困的境地。毛文龙“幼从学,习经生业[1]”,后见国势日危,效仿古人班超投笔从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受舅舅沈光祚推荐去边上历练,当了宁远伯李成梁的亲兵。同年九月,中武举乡试第六名,授安山百户职,不久又升为千总,守备。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熊廷弼经略辽东,毛文龙屡立战功,深受其赏识,被升为都司。天启元年(1621年),升为游击,受辽东巡抚王化贞派遣,率领一百九十七名勇士,深入敌后,收复二千里海岸线。八月,克复镇江,擒后金游击佟养性。不久,又收复了被李成梁放弃的宽奠、叆阳、大奠、新奠、永奠、长奠六堡,军声大振,升为副总兵。随后,以皮岛及宽叆山区为根据地,多次深入后金腹地,屡挫敌锋。天启二年(1622年)六月,朝廷升其为平辽将军总兵官,挂征虏前将军印。天启三年(1623年)二月,赐尚方剑,加都督佥事衔。八月,派遣部将张盘收复金州、旅顺、望海堡、红嘴堡。九月,率部攻打后金故都赫图阿拉的外围要塞,先后取得了牛毛寨大捷、乌鸡关大捷,受到了督师孙承宗的高度赞赏。十月,再命张盘收复复州、永宁。天启四年(1624年),努尔哈赤派人向毛文龙议和,毛文龙将来使绑送京师,朝廷升其为太子太保、左都督。天启五年(1625年)一月,派部将林茂春收复旋城、传铁峪城。天启七年(1627年),后金皇太极即位,为了解除心腹之患,派遣贝勒阿敏、济尔哈朗等率大军攻打毛文龙和朝鲜,史称“丁卯之役”。毛文龙“五战而五胜[2]”,重创后金担任进攻主力的镶蓝旗,使之失去战斗力,两年后未能随皇太极南下。崇祯元年(1628年)十月,说服后金大将刘兴祚归正,派部将耿仲明、曲成恩等悬师千里,深入后金要塞萨尔浒,与刘兴祚弟弟刘兴治等里应外合,攻破城池,“斩级三千,擒生六十九人[3]”,大胜而归。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初五,被督师袁崇焕矫诏杀于双岛。

Ⅵ 毛文龙有什么功劳啊

镇江大捷
天启元年(1621年),毛文龙受辽东巡抚王化贞之命,率领毛承禄、尤景和、王辅、陈忠等一百九十七名勇士,深入敌后,先收复了猪岛、海洋岛、长山岛、广鹿岛等二千余里沿海岛屿,擒绑后金守岛军官胡可宾、任光先、何国用等人。七月十四日,侦得镇江(今辽宁省丹东市)后金主力去双山抄杀不肯降后金的百姓,城中空虚,遂与生员王一宁商议,以镇江中军陈良策为内应,率一百余人夜袭镇江,擒后金游击佟养真(清帝康熙姥爷)及其子佟丰年、其侄佟松年等,随派陈忠等袭双山,擒斩后金游击缪一真等,史称“镇江大捷”。此战后,宽奠、汤站、险山等城堡相继归降毛文龙,一时间“数百里之内,望风归附[4]”,“归顺之民,绳绳而来[5]”,使得全辽震动,引起后金方面的极大恐慌。 “镇江大捷”是明军与后金作战以来的首胜,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心。朝廷因此对毛文龙破格提拔,升为副总兵。辽东经略王在晋评价此战说:“毛文龙收复镇江,擒缚叛贼,四卫震动,人心响应。报闻之日,缙绅庆于朝,庶民庆于野。自清、抚失陷以来,费千百万金钱,萃十数万兵力,不能擒其一贼。此一捷也,真为空谷之音,闻之而喜可知也。[2]”内阁首辅叶向高将毛文龙比作历史上的孤胆英雄班超、耿龚,他说:“毛文龙收复镇江,人情踊跃,而或恐其寡弱难支,轻举取败,此亦老长考虑。但用兵之道,贵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耿恭以百人守疏勒,皆奇功也……今幸有毛文龙,此举稍得兵家用奇用寡之法。[6]”御史董其昌则评价说:“毛文龙以二百人夺镇江,擒逆贼,献之阙下,不费国家一把铁、一束草、一斗粮。立此奇功,真奇侠绝伦,可以寄边事者!如此胆略,夫岂易得?使今有三文龙,奴可掳,辽可复,永芳、养性可坐缚而衅之鼓下矣。[2]”
开镇东江
毛文龙率领一百多人取得“镇江大捷”之后,后金方面极为震惊,即遣大军反扑。毛文龙兵少难支,一度退入朝鲜。朝鲜节度使郑遵、朴烨引后金军包围毛文龙于林畔,双方进行了激烈战斗,“一日七战,杀伤相当[3]”,明军将领丁文礼、吕世举等牺牲,后金军也蒙受了很大损失,被迫撤兵。 林畔之战后,毛文龙以皮岛、铁山及宽叆山区为根据地,招募辽东难民,以老弱者屯种,精壮者为兵,从无到有,逐渐发展成一支海外劲旅。天启二年(1622年)六月,明廷正式任命毛文龙为平辽将军总兵官,挂征虏前将军印,开镇东江。 东江镇建立后,毛文龙一面招抚因战火而流离失所的辽东百姓,前后接济安置百万余人。一面遣将四出,不断深入后金腹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逐渐成为后金心腹大患。后金官员称:“毛文龙之患,当速灭耳!文龙一日不灭,则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宁。” 对于东江镇的作用,辽东经略王在晋认为:“今有毛文龙在焉,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者也。《兵法》:‘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凭鸭绿之险,居隔江之近,文龙得其所矣。奴欲长驱而肘腋之间有虿毒焉,奴一动而毒发,屡攻之而不能去其毒,其天意留之以制奴之死命者乎?……奴之畏文龙甚也![2]”东林名臣陈良训则认为:“今日所恃海外长城者,非毛文龙者乎?[7]” 天启皇帝曾下诏书给毛文龙,肯定了东江镇的作用。他说:“念尔海外孤军,尤关犄角,数年以来,奴未大创,然亦屡经挫衄,实尔设奇制胜之功,朕甚嘉焉。兹特赐敕谕,尔其益鼓忠义,悉殚方略,广侦精间,先事伐谋,多方牵制,使奴狼顾而不敢西向,惟尔是赖。[2]”
收复金州和旅顺
天启三年(1623年)夏季,努尔哈赤下令屠戮后金占领区内的辽民。为了解救百姓,毛文龙遣军四出攻打后金:命朱家龙从千家庄进军,命王辅从凤凰城进军,命易承惠从满浦进军,复遣大将张盘,率部从麻洋岛登岸,相机规取金州、旅顺一带。自统八千马步精锐,从镇江、汤站一路进击,予以策应。 张盘上岸后,他按照毛文龙所布置的方略,将解救百姓作为首要任务,用战船将金州一带幸存的辽东百姓接渡到安全的地方,先后接济“男妇老幼共计四千名[5]”,这些虎口余生的百姓,以青壮年居多,苦大仇深,纷纷要求参军攻打后金。张盘见民心可用,遂将这些壮丁编成队伍,共计有三十五队。七月初二日,张盘率领兵民合编的队伍,攻打金州,一举而下,并缴获后金军火器“大小炮铳一千零十四位,硝磺连药五百六十斤,大小铅炮子七千三百零二个。[2]”,随后,又乘胜收复了辽东半岛南端的要塞旅顺,以及望海堡和红嘴堡,使得辽南数百里之土地,重归于明朝。 毛文龙遣将收复金州和旅顺等地,开辟了辽东战场的新局面。使得登莱、旅顺、皮岛、宽叆连为一线,解除了后金所占领的旅顺对山东半岛的军事威胁,令明朝的二千里海疆得到巩固,并完成了对后金的海上封锁,加重了后金统治区内粮食紧张的局面。
牛毛寨大捷
天启三年(1623年)九月,毛文龙布置在后金统治区的细作飞报,努尔哈赤准备西征攻打山海关一线。为了牵制后金,毛文龙亲统三万大军,直捣后金故都赫图阿拉,以攻其必救。后金在赫图阿拉以南的崇山峻岭之中,设有董骨寨、牛毛寨、阎王寨三座要塞,深沟高垒,易守难攻,是其起家时的根本。九月十三日,毛文龙率部攻克董骨寨,激战至十六日,占领牛毛寨、阎王寨,将后金守敌全部消灭。十七日,后金军反攻,想夺回三寨,毛文龙设伏以待,将后金军包了饺子,大获全胜。努尔哈赤闻得后方生变,不得不放弃西征打算,率四万大军来救。考虑到孤军深入,师老兵疲,而牵制努尔哈赤的战略目标已经完成,毛文龙遂决定主动撤出战斗。 “牛毛寨大捷”之后不久,毛文龙又再次重创后金军,取得了“乌鸡关大捷”。 两次大捷,明军“先后共斩首级七百二十六颗,生擒活夷十四名,夷妇五名……据有札付符验,一并验确。[2]”按明朝以首级为实功,实际歼敌数往往远多于斩首数,着名的“宁远之战”明军仅仅“上首俘二百六十有九[7]”,“宁锦大捷”更是“斩获无几”、“止有丁自雄于马上斩一级[2]”,而毛文龙此二次大捷,数倍过之,尤为难得。 当时的辽东督师孙承宗在“牛毛寨大捷”之后,欣喜异常,上奏称赞说:“臣接平辽总兵毛文龙呈解屡获首虏,随行关外道袁崇焕逐一查验三次,首级三百七十一颗,俱系真正壮夷,当阵生擒虏贼四名,俱系真正鞑虏。差令中军官集将士于衙门外,三炮三爵。臣时在宁远,适春赏夷人,虎酋等部俱到。特令各官解其首虏,经各赏夷部落,乃抵宁远。不独风示边人,抑亦见天下尚有杀贼之人,贼自有可灭之日!一时人心,殊觉感动。因念文龙以孤剑临豺狼之穴,飘泊于风涛波浪之中,力能结属国,总离人,且屯且战,以屡挫枭贼,且其志欲从臣之请,牵其尾,捣其巢,世人巽懦观望,惴惴于自守不能者,独以为可擒也,真足以激发天下英雄之义胆,顿令缩项敛足者愧死无地矣。[8]”
收复复州和永宁
天启三年(1623年)十月初五,毛文龙复命张盘收复复州和永宁。当时,后金复州驻军横行无忌,四处掳掠百姓。张盘利用辽民对后金军的痛恨,乘夜袭城,大破之。后金不甘心失败,调集了更多的军队反击,张盘于城中设伏,再次大败后金军,“斩获无数”,后金军“器械、铳炮俱掷弃而奔。[2]”天启四年(1624年)正月初三,后金利用海水结冻,以万余骑兵绕袭旅顺,想报上次失败之仇。张盘死守城池,火药用尽,犹坚守不降。后金军无计可施,遣使议和,张盘立斩于军前,复于旅顺城外设埋伏,大败后金军。后金军只得撤走。
对辽西战场的支援
毛文龙所领导的东江雄镇,成为屹立在敌人后方的坚固堡垒,使得后金无法对辽西和大明本土展开有效进攻,即便有所行动也不得不在很短的时间内撤走。关内万家生灵的安宁幸福,皆赖于东江镇的存在。故而当时有人写诗称赞毛文龙说:“手挽东隅半壁安,漂流百战虏烽阑。” 如天启五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兵进攻宁远。毛文龙即派部将林茂春、王辅率军进攻海州,派部将杜贵、曲承恩直入沈阳,并且行动极为迅速,“东兵之进而捣沈阳以覆其巢,攻海州以遏其归者,已先奴一日而发,亦綦神速矣[5]”。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下仅仅呆了两天(正月二十六日——正月二十七日),就不得不还救根本。 袁崇焕也曾经上奏说:“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故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2]”对此,兵部尚书王在晋曾说:“‘毛文龙径袭辽阳,故旋兵相应,宁锦之围解,文龙与有力焉。’此出于崇焕之自陈,剧称其牵制之功,则文龙何可杀耶?文龙杀而虏直犯京城,明知而故悖之,崇焕之祸其真自取矣![2]”充分肯定了毛文龙的存在,是大明边防的重要保障,毛文龙一死,后金便可长驱直入京师。 毛文龙在时,后金对明朝军事行都很短暂,也不敢走远。而毛文龙被杀后,后金欣喜异常,弹冠相庆,史载“清主大喜,置酒高会[9]”,后金首领皇太极立刻起倾国之兵入关直扑北京,史称“己巳之变”。此后一直到明朝灭亡,后金(清)时常直犯中原,如入无人之境,保定、济南、兖州、高阳、固安、良乡等许多城市被屠城,数百万百姓遭到掳掠,这时候人们才意识到毛文龙的作用,但为时已晚。 《三朝辽事实录》无比沉痛地评价道:“崇焕得信心行事,中奴之诱,先杀毛文龙除奴肘腋之患。己巳,虏遂从蓟镇深入薄都城,舍山海而以蓟、宣为屡犯之孔道。向使崇焕不使吊通奴,西夷必不叛,夷不叛则西路不可行,不杀岛帅,则奴顾巢穴必不敢长驱而入犯![2]”
丁卯之役
天启七年(1627年)初,后金首领皇太极一面派遣方金纳为首的九人代表团,前往宁远与当时的辽东巡抚袁崇焕议和,以疑惑明朝方面。一面派镶蓝旗旗主阿敏、镶白旗旗主阿济格、镶红旗旗主岳托,贝勒济尔哈朗、杜度、硕托,总兵李永芳等人率大军攻打东江镇,以解决心腹之患。对于后金的出兵人数,袁崇焕说有十万:“闻奴兵十万掠鲜、十万居守。[7]”朝鲜认为毛文龙必败,为自保倒向后金,向后金大军提供朝鲜服装“引贼俱换丽帽丽服[5]”,冒充朝鲜军围攻铁山。铁山都司毛有俊等率千余名守军与后金大军血战,战至最后一卒,无人肯降,毛有俊拔刀自刎,壮烈殉国。 随后,后金铁骑乘冬季冰坚,进攻与铁山仅三里之隔的云从岛。毛文龙率部英勇反击,派部将毛有见、尤景和等逆袭后金军。双方在冰面上展开激烈战斗。东江健儿面对武器、装备和人数都占绝对优势的后金军,毫无惧色,浴血奋战,双方互有杀伤,后金军强攻多日,始终不能前进一步。后金主帅阿敏见部队伤亡太大,占不到半点便宜,遂迁怒于朝鲜人,转而进攻朝鲜义州和安州,攻破城池,大开杀戒。得手后,又率大军移向朝鲜首都王京,准备灭掉朝鲜称王,朝鲜国王李倧一面仓皇出逃,一面遣使向明朝和毛文龙请罪,说导敌不是自己的主意,而是臣子所为,请求援救。 天启皇帝认为朝鲜虽然协助后金,但不应该计较属国的过错,才是天朝气量。于是下诏给毛文龙,要求毛文龙不计前嫌,出兵援朝。他说:“奴兵东袭毛帅,锐气未伤,深慰朕怀。丽人导奴入境,固自作孽,但属国不支,折而入奴,奴势益张,亦非吾利。还速谕毛帅相机应援,无怀宿嫌,致误大计。[2]” 毛文龙接到诏书以后,不顾自身粮饷短缺,毅然率部进入朝鲜,反击后金大军。在天寒地冻的环境中,东江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每日“拉死尸为食[5]”,仍在毛文龙的激励下,顽强作战。双方在宣州、晏庭、车辇、义州等地反复拉锯,而随着天气逐渐转暖,战事逐渐向有利东江军的方面转变。随着河水、海水的解冻,东江军逐渐依靠朝鲜境内的大小河流,把以骑兵为主的后金困住,多次重创敌军,“三战三捷,困奴于银杏江[7]”,随于千家庄、瓶山一带与后金主力展开决战,“文龙自率兵出,大战,杀固山三、牛鹿八人,斩六千余级。[3]”阿敏不得不放弃在朝鲜称王的打算,“杀出一条血路回到本土[10]”,东江军取得了战役的最后胜利。 “丁卯之役”使得拥有数万骄兵悍将的镶蓝旗精锐丧尽,即使休整两年也未恢复元气,其余参战后金军也多有损失。是为明军与后金交战以来,所取得的最重大胜利,而这又是在明军极为艰苦的环境下所取得的,更加可贵。对此,登来巡抚李嵩评价说:“奴以十万之众蹂躏东江,毛文龙乃能于狂烽正炽之际,奋敌忾迅……毛帅之功于是不可着乎![7]”、继任者孙国祯(收复澎湖列岛的民族英雄)也认为:“臣看得毛帅孤悬绝岛,远泊水乡,溟雾胡风,侵肌扑面,寒烟冷月,泣昼怜宵。七年正月以来,五战而五胜,谛观宣州、车辇、义州西门、龙山诸役,皆令人舌咋心惊,色飞神动。然义州西门之捷,独雄而奇,盖其俘获者皆名酋,今之系纽而献者,此也。宣州诸路之捷,又险而奇,盖毛帅亲中二矢,不为少动。自五、六年以来,大小几近百战,积俘至四百七十有零,抢获器械、马匹累百,近日续报者不与焉。[2]” “丁卯之役”是万历壬辰之役以来,大明雄师又一次帮助朝鲜免于亡国的军事行动。参战明军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绝境下,全凭一念忠赤,一腔热血,以死尸为食,衣无寸缕地战斗在冰天雪地中!设伏出奇,力挫强敌,在华夏儿女抵御外侮的史册中,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职惟知尽忠报国,绝不肯偷身自免![5]”——东江主帅毛文龙战时如是说,他亲冒矢石,身中数箭,犹死战不退!在毛文龙的激励下,东江健儿人人奋勇,与后金军舍身搏斗,鲜血染尽三千里江山。就连在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都向欧洲人介绍说:“此次战役之激烈为中国所未曾见。[10]”,并说:“抗拒鞑靼人最有力的要数英勇盖世的大将毛文龙。[10]” 朝鲜史料则认为是朝鲜民间的义军打败了后金大军,毛文龙坐困穷岛,毫无作为。
萨尔浒大捷
崇祯元年(1628年)九月,皇太极因“丁卯之役”不胜,复派和硕贝勒莽古尔泰、贝勒济尔哈朗、副总兵刘兴祚等率2万大军进攻东江,被毛文龙击败,“降者二千人[9]”,刘兴祚率400骑兵于阵上投诚,成为后金立国以来,归正明朝的最高级别将领,引起后金方面的极大震动。 刘兴祚归正以后,向毛文龙献计:其兄弟亲族等人都在萨尔浒城中,可约为内应,袭而破之。萨尔浒位于后金大后方,是屯积粮草之所。毛文龙即遣大将耿仲明、曲承恩等,率军千里奔袭,昼伏夜行,遇到后金哨兵,即行掩杀,于十月初八日抵达萨尔浒城下,派细作入城,暗通城中刘兴祚之弟刘兴贤、刘兴治等,里应外合,一举攻破城池。耿仲明等入城后,对城中八旗军民,大开杀戒,“斩级三千,擒生六十九人[3]”,与刘氏兄弟等胜利还师。 后金叛明以来,攻取明朝城池,大多依靠细作内应,入城之后往往屠城。至东江军“萨尔浒大捷”,则反而以内应攻破后金要塞,屠城以归。
对后金的反间
毛文龙开镇东江八年间,派遣了大量人员到后金统治地区刺探情报,扰乱人心,鼓舞辽民反抗,“将军之细作,时达辽沈,飞书遍投[11]”,使得后金方面“疑惧益甚,凛凛终日,日惟追杀毛兵奸细[11]”,甚至专门制定了法律,对于“毛文龙所遣来之奸细[12]”检举者重赏,包庇者严惩。 毛文龙还常投书于后金官员、将领,又故意泄露之,以造成后金的猜忌、杀戮,借敌之手以灭敌。史载后金“大帅名阿骨者,极骁勇,善用兵……毛将军用间以离之,奴竟杀阿骨。[11]”天启三年十二月,毛文龙再次“因疑用疑,使其自相鱼肉[5]”,用反间计除去后金大将柯汝栋、戴一位。 崇祯元年,皇太极因“丁卯之役”不胜,遣使往东江议和。毛文龙将计就计,要皇太极派重要官员来谈判。他为了剖明心迹,将通书奏明朝廷,“谨将其求款原文投递辅臣[5]”,并奏陈自己的诱敌之计是“放还来鞑,诱彼要人。[5]”皇太极果然上当,派遣“汗之爱将[13]”固山额真可可及三名牛录往东江,毛文龙即将来人绑送京师。皇太极闻讯气急败坏,致书毛文龙大骂:“以虚言诱致差人几名,有何好处?[14]”此后,毛文龙又多次以归顺后金为饵,挑逗、诱骗皇太极派遣使臣,但皇太极都不再回信。后金使者也对朝鲜人说:“与毛相通果有之,而非与贵国以信相和,彼欲觇我也。[13]”说明后金终于意识到了毛文龙的欺骗。 毛文龙的用间手段,使得后金方面寝食难安,手足相残,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首领都被其玩弄于股掌之上,展现了非凡的才智与谋略。 满学会会长阎崇年老师则认为毛文龙与后金书信往来,是真通敌卖国,被袁崇焕斩是死有余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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