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宁织造一年薪水多少

‘壹’ 曹雪芹家的江宁织造是多大的官为什么连两江总督都惧怕

明、清两朝都有在南京设织造署，专门为朝廷督造和采办绸缎。明朝由提督织造太监主管。清初时期，也由宦官主管。康熙二年（1663），改由内务府派员上任，衔名“驻扎江南织造郎中”，后改为“江宁织造郎中”。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为首任江宁织造郎中。

雍正六年（1728年），曹頫终因经济亏空、骚扰驿站、转移财产等罪被革职抄家，富甲一方的曹家从此日渐凋零。

‘贰’ 江宁织造在清代是个什么样的官职

江南一带自古以来都是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由于皇宫里面每年都要用到大量丝织品，于是在明清时期，朝廷便在江南设立了三大织造局，分别为：江宁织造、苏州织造与杭州织造。这其中又以江宁织造最为出名。

江宁织造的日常工作就是负责为宫里督造和采办各种丝织品，其负责人的官职为江宁织造郎中，官阶为五品。不过你要是觉得一个五品官有什么好说的，那可就错了。江宁织造虽然品级上还不如一个知府，但即便是两江地区的最高长官两江总督（从一品）也不敢轻易得罪他。一个负责做衣服的五品官为什么能那么牛呢？

‘叁’ 红楼梦里贾家大概有多少人一年开销多少

首先，你知道贾府意味着什么吗？第二回说荣宁二府在石头城，不过那是老宅，第三回黛玉跟雨村一起进都后进了荣府，可见荣宁二府是在京城。第三回作家借黛玉的眼睛，特别详细介绍了荣府正堂，你如果是个有脑子的读者，就会看出来那是暗示的皇帝听政的地方。后来建了大观园，跨着荣宁二府。而大观园里为什么只有宝玉一个男人呢？因为那是暗示的圆明园。圆明园早时是雍正的私人住宅，后来当了皇帝后因为怕热，一年三百多天都在圆明园里办公。后来雍正就死在圆明园。

说到舶来品，红楼梦里还有一件需要细心留意的东西，那就是宝玉房间什锦格子上的金西洋自行船。此物可不仅仅是雍正书房里的真实玩物，作家还赋予了它更深的含义。想知道这个含义是什么吗？要么你自己仔细读小说，要么你留意一下我的文章，我将把红楼梦里涉及皇宫的内容一一披露给大家看。

‘肆’ 清朝时江宁织造局的产品收入归谁所有

归内务府所有，内务府就是皇上的私人金库。内务府的组织渊源于满族社会的包衣（奴仆）制度，其主要人员分别由满洲八旗中的上三旗（即镶黄、正黄、正白旗）所属包衣组成。最高长官为总管内务府大臣，正二品，由皇帝从满洲王公、内大臣、尚书、侍郎中特简，或从满洲侍卫、本府郎中、三院卿中升补。凡皇帝家的衣、食、住、行等各种事务，都由内务府承办。内部主要机构有广储、都虞、掌仪 、会计、营造、慎刑、庆丰七司，分别主管皇室财务、库贮 、警卫扈从、山泽采捕、礼仪、皇庄租税、工程、刑罚、畜牧等事。另有上驷院管理御用马匹，武备院负责制造与收储伞盖、鞍甲、刀枪弓矢等物，奉宸苑掌各处苑囿的管理、修缮等事，统称七司三院。内务府还有三织造处等30多个附属机构。此外负责管理太监、宫女及宫内一切事务的敬事房也隶属总管内务府大臣管辖。1911年辛亥革命后，废帝溥仪仍居宫内 ，为皇帝服务的内务府也得以保留，直至1924 年溥仪被驱逐出宫为止。

‘伍’ 康熙帝任命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主持江宁织造局的生产。根据当时的制度，该局生产 A．全部投放市场，收入

织造制度. 专供宫廷

‘陆’ 电视剧中一介布商“赘婿”成江宁首富！曾经的江宁织造又有多厉害

刚开始看《赘婿》这部剧的时候，觉得非常有《庆余年》的影子，不但风格十分相似，出演的演员重合度也高，甚至连张若昀都过来客串造势。

这部剧主要说了原本是商场大亨的江皓辰被人袭击后穿越到了武朝的一位窝囊姑爷的宁毅的身上，本来宁毅入赘苏家，迎娶苏家小姐只是苏檀儿为了获得苏家祖业的无奈之举。谁知被袭击后醒来的宁毅像是换了个人似的，不仅不再窝囊，而且在布行生意上更为苏檀儿出谋划策，让苏檀儿对他另眼相看，暗生情愫。面对一次次难关，宁毅都用现代人的智慧巧妙化解，一步步让自己与苏檀儿成为了江宁首富。

当然了，按我的理解，编剧之所以会这样写剧本，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想突出宁毅在商业上的头脑，所以略微夸张了一些。

‘柒’ 清朝总督一级高官待遇揭秘：清朝总督收入究竟多少

总督们一年究竟有多少收入，目前见不到确切的数据，美籍汉学家张崇礼教授估计的数字是18万两左右，窃以为估得太低了。清朝末年，湖南湘潭县流传一句话： “不贪不滥，一年三万。”指的是一个知县一年的最低收入就有3万两，那总督呢?同治年间，广东海关监督崇礼贪污了几百万两，他家里一个姓王的仆人一年的进项就有几十万两，海关监督的官阶比总督要低，总督贪污的数额可想而知。
清代的官员似乎颇精于以财生财之道，他们贪了钱，一般不会蠢到存进钱庄，他们或用亲戚的名义放高利贷，或用亲戚的名义经营房地产(康熙朝大臣高士奇就是一例)，或向官商合营的盐业入股，每年分得大笔红利(袁世凯的从祖父袁甲三就是一例)，哪怕最没有经济头脑的官员，也懂得买地收租，投资于细水长流的种植业。不管怎么投资，都能让钱生钱，都能让他们的赃款变得更多，更惊人。
当然也不排除有极个别清廉的官员，像李侍尧之后若干年继任两广总督的孙士毅，家里“不名一钱”。可惜这样的清官少之又少，比华南虎都稀缺。
清官之所以稀缺，不是因为广大干部缺乏忧患意识、公仆意识和节俭意识，也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政治学习(康熙、雍正和干隆都喜欢亲自撰写“圣训”，让全国官员背诵和学习，让全国的学官向秀才们宣讲)，而是因为制度上出了大问题，逼着官员不得不贪。
最明显的制度问题是坐地分赃：知县收了火耗，得分给上司，总督贪了巨款，得花给皇帝。刚才说过李侍尧贪污，我想再补充一句，干隆给母亲过大寿，要造金发塔，缺1200两黄金，又不想从国库里出钱，最后是让两广总督李侍尧埋的单。按当时金银比价，一两黄金等于20两白银，1200两黄金就是24000两银子，李侍尧一年的合法收入还不到两万两，你让他埋单，他肯定得贪。
跟康熙南巡相比，干隆让李侍尧埋的单还是个小数目，当年康熙多次南巡，多次住进曹雪芹家，还有太后皇后宫女太监以及大内侍卫和文武百官一大票人，吃喝拉撒都在曹家，扩建和装修房子不算，光招待费就得几十万两甚至上百万两，这钱谁出?曹家出。
曹雪芹的曾祖曹玺做的是江宁织造，每年基本工资只有130两，另有工作津贴108两，养廉银为零，而且当时国库空虚，实际上工作津贴一文不发，基本工资还要减半，曹玺一年能领到的合法收入只有65两，甭说招待皇帝，连一家人糊口都不够，所以贪污势在必行。
事实上康熙对曹家的贪污持默认态度，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做巡盐御史时，曾经在奏折里明确指出，“巡盐所得余银，每年约五十五万、六万两不等。”即一年能贪55万两到56万两之间，康熙读了这道奏折，毫不生气，因为他知道曹家贪的钱最后又花给皇帝家了。
皇帝家的开支是很厉害的，康熙修避暑山庄，干隆修圆明园，慈禧过大寿，仅宫廷预算绝对不够花，动用国库的钱又违反祖宗成法(清代的宫廷财政和国家财政是两笔账)，直接从老百姓身上搜刮(汉朝皇帝喜欢这么做)则有伤他们“爱民如子”的形象，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封疆大吏们埋单。封疆大吏不会生钱，只能让下级官员埋单，下级官员又只能让老百姓埋单。每一级官员都有雁过拔毛的规矩，每一道埋单程序都是在层层加码。

‘捌’ 清代总督灰色收入知多少

虽然总督是最大的地方官，但是他们的工资却不高，从康熙年间到光绪年间，总督的年薪都一直是120两银子。清朝一两是37克，120两就是4440克，按照现在的白银牌价，折合人民币不过几万块钱，还没有我这职业撰稿人挣得多。不过别忙，120两只是总督的基本工资，除了这一项收入，他们每年还有各种固定补贴，光餐饮补贴（当时叫做“蔬菜薪炭银”）就有180两，此外还有办公补贴（“心红纸张银”）288两，服装补贴（“案衣什物银”）60两。三项补贴凑一块儿，总共是528两，是基本工资的四五倍。 另外，身为级别最高的地方官，总督们还大多封有爵位，有爵位就有爵位工资。清朝定例，公爵当中的一等公，每年能领爵位工资700两，粮食补贴350石；伯爵当中的一等伯，每年能领爵位工资510两，粮食补贴255石。像雍正年间的陕甘总督年羹尧就是一等公，干隆年间的两广总督孙士毅也是一等公，他们俩每年都有700两的爵位工资和350石的粮食补贴。清朝中后期的正常年月，一石粮食跟一两银子是等价的，所以350石的粮食补贴可以视为是350两银子。 那么好，120两的基本工资，加上528两的固定补贴，再加上700两的爵位工资，再加上350两银子，现在一个拥有一等公封爵的总督每年就能领到1698两了。 每年收入1698两银子，搁普通人身上，绝对是高薪，花起来绝对绰绰有余。因为在干隆年间，小商贩、私塾教师、能工巧匠和富裕农民这四个行当的平均年收入都只有四五十两银子。可是对总督来说，每年1698两银子根本不够塞牙缝儿的——他们的开销太大。 这里先说一项开销：聘用师爷。从晋朝到清朝，雇师爷一直是官场定例，能力再强的官员，也得雇上一个或者多个师爷，让他们帮着记账、断案、草拟奏章、代写诗文、出谋划策、迎来送往和处理日常通信，例如东晋时江州刺史桓玄就雇过陶渊明当自己的师爷，明朝时闽浙总督胡宗宪雇过徐文长当自己的师爷，清朝时两江总督尹继善雇过曹雪芹当自己的师爷，福建巡抚张师诚雇过林则徐当自己的师爷，湖南巡抚骆秉章雇过左宗棠当自己的师爷，还有淮军将领吴长庆，雇过晚清状元兼着名实业家张謇当自己的师爷。 师爷不是国家干部，也不能算普通公务员，他们没有编制，不吃财政饭，其薪水统统由雇请他们的官员掏腰包发放，而且薪水还都不低。像林则徐还没有做官的时候，给福建巡抚张师诚当师爷，张某每年发给他几百两银子。当时同在福建巡抚衙门当师爷的不光林则徐一个人，管记账的，管征税的，管写信的，管断案的，加起来共有14位，即使每人按300两年薪估算，一年也得开销4200两银子。前面咱们说过，总督比巡抚级别高，所聘师爷的数量和质量至少不会比巡抚差，所以光在雇师爷一项上，一年不花几千两银子是不可能的。 总督最大两项收入：火耗和养廉银 年收入不到两千两，雇师爷就得花几千两，难道总督竟然是个赔本买卖吗？当然不是，咱们还有两项大收入没给总督们算进去，那就是火耗和养廉银。 “火耗”类似咱们农业税还没取消时的村提留、乡统筹和县统筹，也就是地方官私自在正税上另行加征的附加税。以广东省新会县为例，早在康熙年间，这个县每年的农业税指标是48000两，可是县太爷心狠手辣，在这个指标的基础上加收“二分四的火耗”，即让农民多交24%的税，这一多交，11520两的灰色收入就到手了。 县太爷不敢独吞这笔灰色收入，按照官场惯例，他得把其中的三分之一分给下属，另外三分之一交给上司，剩下三分之一揣进自己的腰包。交给上司的那三分之一通常是层层分配，道台分一笔，知府分一笔，按察使和布政使分一笔，巡抚分一笔，最后总有一笔打进总督的私账。单是一个县的火耗，并不能给总督带来多少进账，问题是总督管着几个省，每个省都有几十个乃至上百个县，每个县都给总督做点儿贡献，所谓聚沙成塔聚土成山，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加起来就非常可观了。 “养廉银”是雍正时开始推行的制度，雍正搞的是火耗归公，把村提留乡统筹之类的附加税统统变成正税，把不合法的变成合法，把官员的私账变成公账，把各级地方官坐地分赃式的火耗变成他们应得的补贴，这个补贴，就叫养廉银。 各级官员私分火耗，极可能分赃不均，譬如甲地官员心狠，火耗加征到30%，那么从知县到总督就能多分一些；而乙地官员心不够狠，火耗只征10%，那么从知县到总督就只能少分一些。而养廉银是有明确规定的，每个官员该拿多少都有指标。以干隆七年为例，两广总督策楞的养廉银指标是15000两，跟湖广总督持平，但比闽浙总督的21000两、四川总督的30000两少得多。同样是总督，养廉银拿的有多有少，是因为各地的工作任务和接待任务不同，工作繁忙的地区和接待任务比较重的地区，为了弥补当地总督的额外开销，就得多给一些养廉银，反之就要少给一些养廉银。 两广总督合法年收入16698两 现在我们算算两广总督一年能拿到多少合法收入：基本工资120两，固定补贴528两，爵位工资700两（这里假定两广总督都有一等公的爵位），粮食补贴350两（石），养廉银15000两，总共是16698两。鉴于火耗是灰色收入，而且在雍正以后被养廉银替代，所以不把它算进去。 有句老话人所共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清朝做一年知府就能进账三四万两，而比知府级别高得多的总督一年只挣不到两万两，这里面肯定有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只算了总督的合法收入，没算他们贪污的钱。 干隆年间有个两广总督叫李侍尧，兼管着广东的食盐专卖和海关税收，他从盐商那里得到的年礼是两万两，过生日的时候又能收两万两，你看，过一个春节，过一个生日，4万两银子就到手了。干隆曾经要查封广东十三行，李侍尧劝干隆不要查封，十三行的商人们表示感谢，集资送礼，给他送了10万两的大红包。早在南北朝时，广州刺史到城门口转一圈，就有3000万文的进项，我看清代两广总督的收入不亚于此。 坦白说，跟其他总督相比，李侍尧还算不上贪官，起码他不主动伸手要钱，更不挪用公款和善款。后来李侍尧转任云贵总督，被干隆发现有贪污行为，逮了起来，想杀掉，又不舍得（李侍尧是能力很强的干部，很受干隆赏识），让百官评议，有个官员说：“李侍尧贪那么点儿钱，算是清廉的了。”于是干隆改判李侍尧死缓，没几年又让他做了闽浙总督。 有的总督非常无耻，距李侍尧远甚，譬如光绪年间山东闹灾，朝廷号召其他省份的老百姓为山东灾民捐款，四川人纷纷解囊，捐款汇往山东之前，竟被四川总督奎俊拿走6600两！几年后四川又闹灾，朝廷发放赈灾款，其中5000两又被奎俊装进腰包。 总督们一年究竟有多少收入，目前见不到确切的数据，美籍汉学家张崇礼教授估计的数字是18万两左右，窃以为估得太低了。清朝末年，湖南湘潭县流传一句话：“不贪不滥，一年三万。”指的是一个知县一年的最低收入就有3万两，那总督呢？同治年间，广东海关监督崇礼贪污了几百万两，他家里一个姓王的仆人一年的进项就有几十万两，海关监督的官阶比总督要低，总督贪污的数额可想而知。 清代的官员似乎颇精于以财生财之道，他们贪了钱，一般不会蠢到存进钱庄，他们或用亲戚的名义放高利贷，或用亲戚的名义经营房地产（康熙朝大臣高士奇就是一例），或向官商合营的盐业入股，每年分得大笔红利（袁世凯的从祖父袁甲三就是一例），哪怕最没有经济头脑的官员，也懂得买地收租，投资于细水长流的种植业。不管怎么投资，都能让钱生钱，都能让他们的赃款变得更多，更惊人。 当然也不排除有极个别清廉的官员，像李侍尧之后若干年继任两广总督的孙士毅，家里“不名一钱”。可惜这样的清官少之又少，比华南虎都稀缺。 清官之所以稀缺，不是因为广大干部缺乏忧患意识、公仆意识和节俭意识，也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政治学习（康熙、雍正和干隆都喜欢亲自撰写“圣训”，让全国官员背诵和学习，让全国的学官向秀才们宣讲），而是因为制度上出了大问题，逼着官员不得不贪。 最明显的制度问题是坐地分赃：知县收了火耗，得分给上司，总督贪了巨款，得花给皇帝。刚才说过李侍尧贪污，我想再补充一句，干隆给母亲过大寿，要造金发塔，缺1200两黄金，又不想从国库里出钱，最后是让两广总督李侍尧埋的单。按当时金银比价，一两黄金等于20两白银，1200两黄金就是24000两银子，李侍尧一年的合法收入还不到两万两，你让他埋单，他肯定得贪。 封疆大吏的其他支出 跟康熙南巡相比，干隆让李侍尧埋的单还是个小数目，当年康熙多次南巡，多次住进曹雪芹家，还有太后皇后宫女太监以及大内侍卫和文武百官一大票人，吃喝拉撒都在曹家，扩建和装修房子不算，光招待费就得几十万两甚至上百万两，这钱谁出？曹家出。 曹雪芹的曾祖曹玺做的是江宁织造，每年基本工资只有130两，另有工作津贴108两，养廉银为零，而且当时国库空虚，实际上工作津贴一文不发，基本工资还要减半，曹玺一年能领到的合法收入只有65两，甭说招待皇帝，连一家人糊口都不够，所以贪污势在必行。 事实上康熙对曹家的贪污持默认态度，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做巡盐御史时，曾经在奏折里明确指出，“巡盐所得余银，每年约五十五、六万两不等。”即一年能贪55万两到56万两之间，康熙读了这道奏折，毫不生气，因为他知道曹家贪的钱最后又花给皇帝家了。 皇帝家的开支是很厉害的，康熙修避暑山庄，干隆修圆明园，慈禧过大寿，仅宫廷预算绝对不够花，动用国库的钱又违反祖宗成法（清代的宫廷财政和国家财政是两笔账），直接从老百姓身上搜刮（汉朝皇帝喜欢这么做）则有伤他们“爱民如子”的形象，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封疆大吏们埋单。封疆大吏不会生钱，只能让下级官员埋单，下级官员又只能让老百姓埋单。每一级官员都有雁过拔毛的规矩，每一道埋单程序都是在层层加码。

‘玖’ 清朝的五品小官江宁织造到底有多牛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将贾府里的各种奢华描绘的淋漓尽致，充分反应出了当时上层社会的精致生活。那么，真实历史上，贾府是否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而且贾府的原型就是曹雪芹他自己的家。

不过，曹家虽然很有钱，但开支也很大。平日的生活排场都是极尽奢华自不必说，官员之间往来也出手阔绰，花钱如流水。特别是几次负责康熙皇帝的接待工作，虽然是天大的荣耀，但也让曹家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还欠下国库一大笔钱。

康熙五十一年，曹寅去世，其子曹颙继任江宁织造。两年后曹颙也病故了，康熙又亲自安排将曹寅的侄子曹頫过继给曹寅当儿子，并接任江宁织造。不过，随着曹寅的去世。曹家和皇帝的关系就没有过去那么亲密了。

康熙去世后，雍正皇帝继位。正所谓是“人在人情在，人去两丢开”。雍正帝下令要求曹家马上补上欠国库的钱。不过，此时的曹家哪还有钱来弥补如此巨大的亏空呢？

雍正六年（1728年），曹頫因经济亏空等多项罪名，被罪革职抄家。显赫一时的曹家从此凋零。

‘拾’ 江宁织造曹寅的家道中落

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又查出曹寅生前亏空织造库银三十七万三千两。
康熙只好再次做安排。让两淮盐政李陈常和李煦代为补还。到了康熙五十六年，才总算把这笔账补上。
康熙照顾曹家，是看在曹玺和曹寅的情分，到了曹頫这一辈，就疏远淡漠了许多。康熙曾经明确对曹頫说：“念尔父出力年久，故特恩至此。”康熙六十一年，因李煦、曹頫拖欠卖人参的银两，内务府奏请康熙，严令李煦、曹頫将拖欠的银两必须在年底之前交清，否则就严加惩处，康熙当即就批准了。显然，这与康熙以前对曹寅的态度，已是决然不同了。
雍正上台以后，接连颁布谕旨，开始在全国上下大张旗鼓地清查钱粮，追补亏空。他一再表示，我不能再像父皇那样宽容了，凡亏空钱粮官员一经揭发，立刻革职。
仅雍正元年，被革职抄家的各级官吏就达数十人，与曹家既是亲戚又患难与共的苏州织造李煦，也因亏空获罪，被革职抄家。
但一开始雍正并没有把曹家与李煦一起治罪，而是允许他将亏空分三年还完。曹頫自身的亏空尚未补完，又增加了曹寅遗留的亏空，只好多方求人托人。雍正为防止有人吓唬敲诈曹頫，特地在曹頫的请安折上写了严词批语：乱跑门路，交结他人，只能拖累自己，瞎费心思力气买祸受；主意要拿定，安分守己，不要乱来，否则坏朕名声，就要重重处分，怡亲王也救不了你！
雍正皇帝的这个朱批特谕，说明他对曹頫“乱跑门路”是十分不满的，但是从总体上来看，雍正皇帝还是出于好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