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一年税收多少

① 朱棣为什么却能起兵成功得到天下

靖难之役，燕王朱棣从起兵到谒陵即位，仅仅用了不到四年时间。他何以利用天下一角的藩王势力击败掌控天下兵马钱粮和正统名义的建文皇帝？

燕王起兵反抗朝廷的名义是“清君侧”，是“靖难”，为国家除去奸佞。朱元璋定下的制度的国家的宪法，是不容更改的。诸皇子封藩建国，统帅军队，就是朱元璋在《祖训录》中定下的规矩。建文帝竟然听信齐泰、黄子澄等宵小之徒的谗言进行“削藩”，对诸王皇叔进行迫害，这不是违反国家宪法吗？而且很多“削藩”而栽赃诸王的罪名都是“莫须有”的，比如逮捕周王的原因是周王的儿子告密周王谋反，但是其实这个告密的儿子，也就是建文帝的堂弟年方十岁，十岁儿童告密自己父亲谋反，岂不是笑话。根据《祖训录》，当朝廷出现奸佞，诸王有权起兵。那么，修改祖制就是最大的奸佞，燕王起兵有名。

朝廷却一直没有宣布燕王是谋反，燕王是罪宗。建文帝还一直告诫朝廷的将领，不要伤害朱棣本人，防止天下人说他杀叔叔。

总之，燕王是摆平了名义、有班底、有能力、有给予了实际的恩惠。做的是“有里子、有面子”。所以，篡权成功也就不奇怪了。

② 明成祖的税收政策

明成祖永乐年间(1403年～1424年),减免税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各地课税司必须将征税货物名称,榜示于官署门口,凡未标明征税的货物,均免税,使广大百姓切实得到了实惠,但是明成祖对苏州实行重税
据史料记载,早在郑和的第六次航海归来后,明成祖朱棣就曾命他驻南京,停止远航,以减轻百姓的税收。
因此,田地的大量开垦，粮食产量已可自给。政府税收大增
明成祖时期,每年平均所收税粮为3 180余万石
苏禄东王一行到达北京后,受到明成祖朱棣的盛情款待。当时,朱棣在与诸国交往中,采取的是“厚往薄来”的方针,朝廷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划拨238亩地作为祀田,免去税收,收成作为祭祀东王的费用,还指派三户回民协助守陵并照料他们...

明成祖千方百计地提升北京的经济地位。他知道，北京虽然地理位置极端重要，而且是元朝的大都，但是它在经济上却远不及江南，不及金陵。因此，他首先是想方设法使北京繁荣起来。于是，他下令向北京附近大规模地移民屯田，5年之内减免赋税。一些军士，也被放归北京乡里种田。战乱之后，形成大量流民。他下令把流民组织起来，到北京一带去种田。甚至，他又下令释放囚徒，安置在北京周边地区去种田。他还实行了一些优待政策，如向他们**提供牛具、种子。同时又迁往北京大批工匠，给这些民户以更多的优惠政策。如诏免税粮，赈济优厚等。这就在北京市内形成了工商业。由于这样多年的苦心经营，北京也就逐渐发达繁荣起来。从而，北京初步具备了大都市的规模，可以和金陵相媲美了

③ 为什么刚建立之初的明朝，就迅速成为世界最繁荣的国家

明朝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人建立的王朝，它一度有着繁荣的经济。16、17世纪间，明朝曾是世界上手工业与经济最繁荣的国家之一。

明朝商贸的繁荣不是没有原因，首先就是发达的交通，交通贯穿了，自然便会带动物资的运输，从而，刺激商贸的发展。而这，还得感谢朱元璋，其坐上皇位后，就开始发展交通线路。当然，是以南京为中心。后来，朱棣迁都北京后，又以北京为枢纽修了六条线路，这样中国东西南北基本就贯通了。

朱元璋大力发展交通，本是想“国富”，但是，却在无形中培育一个强大的群体。而这个群体的崛起，不仅让自己的力量，影响了社会的一些民风民俗，更是影响了一个国家的朝政和走向。

④ 明朝朱棣时期国家一年收入是多少

经济：

明朝建立初期，百废待兴，朱元璋休养生息三十年，后又经过朱棣的励精图治，在短短几十年内达到巅峰。

朱棣统治期间，多次爆发对外战争，尤其是对蒙古的战争，动辄几十万军队出征，却从未为粮草担忧，展现了当时明朝的强大经济实力。此外，朱棣期间，大肆开展航海运动（郑和下西洋，大型舰队，数万人），甚至还建造了许多大型建筑，开通大运河，这些都需要庞大的经费运转，但对于朱棣统治期间的明朝，却宛如九牛一毛。

此外，朱棣还做了一件最消耗经济的事情——迁都。朱棣将明朝的国度从南京迁到了北京，想象一下建造一个新的首都需要花费多少？这些无不彰显明朝的强大国力和经济实力。

文化：

永乐年间编撰的《永乐大典》几乎囊括了明朝以前全部的书籍内容，字数多达数亿，现存的几百卷《永乐大典》，仅仅是当初的3%，足见这部《永乐大典》的内容有多丰富。

⑤ 急~~~！！！关于建文帝朱允炆的资料，越多越好。最好有关于朱允炆和朱棣的叔侄斗争。

明代的第二个皇帝朱允炆生于1377年12月5日，即他祖父时代的洪武十年。这个年幼的皇孙被描述为早慧、孝顺和正直，据说他的祖父很钟爱他。如果不是遇到意想不到的事变，他可能会一直默默无闻地下去。1368年2月，洪武帝开始为王朝定下传统，即立朱允炆的父亲朱标为太子，因为朱标在名义上，也许事实上是他的嫡妻马皇后所生之子。洪武帝的目标是为皇位的合法继承树立一个正式的原则，希望以此杜绝将来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的纷争。朱标在许多方面都不像他的父亲：他是一个性情温和而有教养的人，但不很勇武。明太祖虽然对他的第四子朱棣的军事才能有很深的印象，但为了王朝的利益，他仍把朱标看作他恰当的继任人选。② 使皇帝震悼不已的是，朱标在他的盛年37岁时即于1392年5月17日死去。可是，接班的次序是很清楚的：朱标的嫡妻所生的长子已在10年前死去。因此，皇帝只好找朱标一系的次孙朱允炆——即朱标的活着的最年长的合法儿子——为储君。这个未经过考验的男孩被立为皇嗣时不足15岁，他绝不能与他的祖父或他的叔辈相比肩，他的指定只不过是长子继承制原则的体现而已。虽然朱棣后来声称，他本人可能被入选为嗣君，只是因为那些儒士们的横加干预才未成功，但洪武帝事实上没有考虑把他的其他儿子立为太子。
明惠帝 - 朱允炆(1张)在他的祖父死去后几天，朱允炆于1398年6月30日在南京即位，时年21岁。他确定下一年为建文元年，并尊封他的母亲——二皇妃吕氏（1402年死）——为皇太后。③关于朱允炆的个性和他在位时的国内发展情况现已无可信材料，因为在他死后，他那一朝的记录都被篡改或销毁殆尽。建文帝时期的档案文献和起居注全遭毁灭，而幸存的私家记述又概遭禁止。 在建文帝继任者在位的时期，朝廷史官关于建文帝的行事写了一些歪曲真象的、极尽批判之能事的报道，想以此证明永乐帝夺权是有理由的。他们谴责建文帝和他的顾问们行为放荡和品行不端，把建文帝形容为不孝、奸恶和邪淫的人，指责他玩忽职守并犯有大不敬罪。后世同情这位被废黜皇帝的学者们关于建文之治则写出了一些与此截然相反的谀词，说这位皇帝又是孝子，又是仁君，称之为遵循儒士劝告和缓和明太祖苛烈行政的一位完美无缺的人物。他们谴责燕王大逆不道的篡弑罪行。④这些残缺不全的、互相矛盾的材料要求人们必须进行最细心的审查。建文时期许多方面的事实真相将始终弄不清楚了。 年轻的建文皇帝书生气十足而又温文尔雅，他继承了他父亲的温和和好思考的脾性。他腼腆，且又毫无国政经验；且不说和他的前皇祖考相比，甚至比起他的雄才大略的叔父们，他也没有那种自信心和坚强的性格，甚至也没有那种能力。这位年轻皇帝的温顺性格和儒家教育，使得他真正关心他祖父的高压行政措施对平民百姓的影响，因此他衷心向往的是实行理想的仁政。因此之故，他在政府的言论和行事上努力实行一些较大的变革，但这些变革却招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建文帝即位以后，他对这几位儒家师傅言听计从，发起了一些政治上和制度上的改革，看来其意图是大大背离了太祖高皇帝所做的安排。1380年因裁撤中书省而使中央一些行政机关被取消，它们在现在已部分地有所恢复；制度被修改，以加强文职行政功能和减轻政府的专制作风。 为了贯彻这些改革，皇帝把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都提升为行政负责官员。1380年裁掉中书省以后，明太祖曾经决定，国家一切事务都必须由他一人作为行政首脑来裁决。因此之故，翰林学士们和六部尚书只有建议权和在政府中执行命令之权。当新皇帝召集这三位士大夫来“参国政”时，这种局面就结束了。如果这些重建活动或多或少地不是虚构的话，这些皇帝的顾问们就不是只领干薪了，而是实际地在管理政府。这样做就大大地离开了第一位皇帝所定下的制度，因为皇帝的顾问们现在被置于在六部之上施政的地位。他们现在又制定政策，又执行政策，极像从前某些王朝中的丞相的所作所为；他们仅仅缺少丞相的头衔。没有这个头衔只是形式上尊重明太祖的《祖训录》，因为《祖训录》是严格禁止任命丞相的。 皇帝还做了一些改革，对帝国政府内部的权力进行重新分配，也使他自己能实施他的新政策。这些发展变化的确切性质至今很难说得清楚，因为大多数改革的记载已被销毁。但是，例如《皇明典礼》这种关于建文时代典章制度的书（1400年），以及此后另外编订的几种书至今仍可见到，它们可以帮助我们大致了解到这个时期政府中已实行和计划要实行的革新的梗概，并对它们的意义作出评价。③ 1398年末，新皇帝听了方孝孺的话把六部尚书从二品提到了一品，又在尚书和侍郎之间加了一个侍中之职。这种制度上的改变把六部尚书提到了与都司同级的地位；自从废除丞相之后都司比任何文官的品级都高。因此，在他有意识地把政府牢牢控制在文官手中时，六部尚书的地位和权威提高了。 在政府官署的大小和数目方面以及在一整套官员的设置上，也都有了改变。户部和刑部的所属司从12个减为4个；都察院中的两个都御史合并成了一个；同时，国子监和翰林院的各项职责和人员编制大为提高和扩大。这最后两项改革表明，重点放在儒家教育上和翰林学士在政府中的顾问作用的加强上。在詹事府也设立了某些新职位，使翰林学士在教育和训练太子及诸年幼王子方面能发挥更大的作用。④ 对六部及其下属司的组织所作的各种改动中，对官员和皇帝侍从的头衔所作的变动，以及对南京各官署的名称所作的改革，都是本诸古代的《周礼》行事的。这些变易不单是象征性地恢复古代的模式，也不像朱棣和他的历史学家们所说的那样是任意变更祖制。它们都是有目的的变革，意在搞一套新的建制，使权力归到皇帝信任的顾问的名下，加强文官之治，以削弱将军们和皇子们的权势。 朱棣
为了贯彻他们设计出来的这些政策，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都被擢升，握有空前大权，这就大大地背离了明太祖所定下的制度的模式。他们在国事中起着特殊的作用，简直就是皇帝的化身。他们即使不对内战负主要的责任，也要负直接的责任，因为他们对朝廷的控制和他们正在推行的变革给了燕王以发起叛乱的口实。燕王说，对建文的顾问们发动的惩罚性战役是忠于王朝的行动。⑤随着建文朝廷的消亡，所有这一切政治改变和制度上的革新都付之流水，它们只是作为复古和反动的背离祖制的失败的尝试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是书呆子皇帝和他的不通世故而迂疏阔大和抱负不凡的，或心怀野心而又有煽动性的顾问们的一个愚不可及的消遣之作。建文朝廷还有一些国内政策和措施值得注意；它们都偏离了洪武时代的既定安排。第一个措施是改进了明太祖所实行的严厉的法律制度。洪武帝曾经颁行了一整套法典，使之成为全帝国的法律准则。他有时用“诰”的形式来给法典做补充，有时又用“榜文”的形式来发布典型的案例。榜文第一次出现在《大诰》中；这种《大诰》在1385年和1387年之间曾经编纂、修订和扩充。它们出现在1397年版的《大明律》中；《大明律》把这些诰和榜文都收在它的附录中。建文帝认为他祖父的律令法典的某些部分过于苛严，特别是那些在诰和榜文中所定下的惩罚条款更是如此。据说，他在他祖父生前即已敦促洪武帝从他的法典中取消73条这样的条款。在他即位以后，他禁止以诰文为根据来进行审理和判案，同时停止张贴榜文，这就使他用正式遵守律令的手法，巧妙地掩盖了他事实上对他祖父的指令的否定。这些变革后来被永乐帝一扫而光；他恢复了太祖的所有严厉的诰文和榜文中的法律效力。① 在财政方面，建文朝廷也制定了一些新措施，以减轻前朝某些过重的税收。其中最重要的是减少了江南的过度的土地税，尤其是减少了富庶的苏州和松江这两个府的土地重税。这些减税措施是继续了洪武朝即已开始的减免政策，但是它们大大超过了以前的办法。富庶而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区自王朝开国以来就被课以重税，从而使这里提供了主要的财源。原来的税款意在实行惩戒。1380年4月洪武帝曾下令减税20%，但是即令如此，这里的土地税仍然过于沉重。例如在1393年，仅苏州一地就得全年交纳281万石粮米，这就是帝国2940万石全部土地赋税的9.5%。这样是太不平等了：苏州仅占帝国登记在册的耕地的1/88。由于这样过重的苛索，当地人民往往不能交足规定的税额，特别在凶荒年代更是如此；他们抛荒了土地，变成了游民，从而更加加重了纳税居民的负担，同时也减少了每年的税收。② 1400年初，建文帝因有人申诉南直隶和浙江等地区赋税不公而采取了行动。他下令按每亩地收一石粮的统一标准在这些府里收土地税。洪武帝曾经禁止苏州或松江人氏被任命为户部尚书，借此防范出身于这些富庶州府的人们把持财政，偏私家乡，从而牺牲了国库的利益——现在建文帝也解除了这种禁令。很可疑的
是，这些新措施是否得到了贯彻；到了1400年，建文朝廷已经深深地卷入了和燕王对阵的军事行动之中。 另外一项财政改革是限制佛、道二教寺观所能拥有的免税土地的数量。这项政策是特别针对佛、道僧侣们在江南富庶州府的情况而发的，因为在洪武帝的庇护下僧道们都攫夺了大量的肥田沃土，从而变成了有权有势的地主。他们的财富激起了人们的不满，因为宗教界的僧侣职事们不仅享有免除土地赋税和徭役的权利，甚至还把不法负担强加给当地居民，即占用他们的土地，强迫他们给自己服劳役。朝中的官员上了两份奏疏，请求限制佛教和道教的土地占有数量，建文帝在1401年8月发出的一道诏旨中批准了他们的建议。这一新命令只准每一名僧道拥有不超过五亩免除赋税的土地；多余土地应分给需要土地的人民。这个政策又使得燕王找到了另一口实，说他的侄子如何违犯了《祖训录》；它进一步为他提供了对皇帝进行“惩戒行动”的理由。③ 这些命令未必都曾经付诸实施，因为建文朝廷此后不久就夭折了。但是，由于它们攻击了佛教和道教僧侣们的既得利益，这些政策无疑地疏远了宗教界，特别是得罪了佛教徒。因此，许多佛教僧人都为燕王叛军效劳是不足为奇的：他们的领袖是这位僭主的顾问，即和尚道衍，此人自1382年以来即已为燕王服务（他后来名姚广孝，1335—1418年）。④
编辑本段削夺诸藩王的权力
对诸藩王国度里的行政也进行了一些改革：设置了宾辅和伴读，并让翰林学士以儒家的为政传统教育和辅导诸幼年王子。王子们还进一步不准参与文、武政事；这个命令显然与《祖训录》中的规定大相径庭。这些加强了皇帝对藩王控制的新条令是意在取消半自治性质的封国的总战略的一部分。① 削夺世袭封国的政策的产生是由于担心几个有野心的皇叔可能要发难，特别是担心燕王朱棣。1370年以后，明太祖陆续分封了他年长的九个儿子（其中包括朱棣），把他们封在西北边境和长江中部，王位世袭；这些藩属王国都是用来作为抗击蒙古侵略和镇压叛乱的支柱。王子们都享有巨额年俸和广泛的特权；虽然他们在法律上对境内平民百姓不享有直接的行政权力，但他们每人都节制三支辅助部队，其人数在3000到15000之间。① 为了确保他对分封诸王国的控制，开国皇帝在他的《祖训录》中曾定下了一系列条令规章来管束诸藩王的行为；《祖训录》首次发布于1381年，后来又在1395年做了修改。其中有一条规定：在新皇登极以后的三年时间内藩王们不许来朝廷，只能留守藩封。可是，如果有“奸臣”在朝廷当道，诸王得准备他们的兵力，听候新皇帝召他们来“拨乱反正”，而在完成了他们的任务和驱逐了奸佞以后，他们仍应返回封地。 对于合法的继承原则定下了一条重要的规矩；它既适用于藩封王子的继承，也适用皇位的继承。其中主要的一条原则是继承人应该是长子，并为嫡妻所生。如果这一点已不可能，嫡妻所生的第二个儿子将成为合法继承人。②为了使这些家法垂诸久远，明太祖对后嗣下了严厉的警告，禁止他们对他的训示有一丝一毫的改动；而且他告诫诸王，对任何违犯者，甚至皇帝本人，他们可以群起而攻之。③这位开国皇帝的想法是很不现实的；制度上的调整总是不可避免的。新皇帝现在企图削夺诸王的权力，这就使他与他的叔父们——特别是燕王朱棣——发生了公开的冲突。然而可以理解的是，在这些藩王看来，他想削夺分封诸王一向享有的权利和特权的行动严重地违反了《祖训录》。 朱允炆
人们向来认为削藩的政策是黄子澄和齐泰所出的主意，但是，它也可以说是出自皇帝的圣裁。黄子澄是这一政策最积极的拥护者，据说他使皇帝对采取这项政策的重要性获得了很深的印象，因为他向皇帝讲述了公元前154年汉代的七国之乱反对汉景帝（公元前157—141年在位）的故事，而且也一般地提示了这些强大而又拥有半自治权力的藩封所特有的潜在危险性。①他们曾经考虑了两种行动路线：一是彻底废除藩封诸王国；一是减少他们的政治和军事大权。主要的目标是燕王；到了这个时候，洪武帝的二子和三子均先已故去，只剩下燕王是现在健在的最年长而又权势最大的藩王，同时他也是皇家礼仪上的尊长。几经斟酌之后，建文帝决定走完全废藩的道路。这样便激起燕王举兵反对皇帝，他表面上是要恢复王朝原来的制度，实际上却是要保持他自己的权力和影响。①
编辑本段燕王的叛乱
令人难以对付的燕王朱棣生于1360年5月2日，他的生母也许是洪武帝的一位贡妃。他不是像他自己后来所说的那样为马皇后所生；他的这种说法是想在他从他侄子手中夺取了帝位以后按照嫡长子继承原则使他的即位合法化。他长得坚强有力，同时也精通武艺，而且据说在学习儒家经典和文学方面也是出色当行的。他的文学功底在正史中有所表述，因为这种成就符合一个儒家君主的公开的形象。①1370年5月，洪武帝把他封为燕王，定他的封地在北平（今北京），让他坐镇北方边境，以保证国内的安全和抵御蒙古人的入侵。 那时的燕王只有10岁，直到他成年以后才于1380年4月去北京就国。到了这时，他在宫廷已经接受了优秀学者和佛教和尚们的最好的通才教育。他在明王朝头等将领们的辅导之下也已经开始表现出军事领导才能；特别是徐达（1332—1385年）对他的教导更有效，因为1376年他在皇帝的意旨下娶了徐达的长女。②在往后的数十年中燕王守卫他的藩封时，他经常指挥对蒙古人的战斗，在老将们的辅弼之下很会打仗。他的功绩赢得了他父亲的好评，但也引起了后者的烦恼，因为他越来越变得心志不凡、目中无人和闹独立性。当1392年洪武帝册封他长兄的儿子朱允炆而不是指派他为皇嗣的时候，燕王显然是异常失望的。① 1398年末，即建文帝即位之初的几个月中，皇帝开始考虑怎样增强自己的权力而同时削弱诸封建王国的权力，并且利用或有或无的罪名对那些较小较弱的藩王采取激烈的行动。周王朱橚（1361—1425年）是第一个倒台的，接着另外四个王子也垮了下来：代王朱桂（1374—1446年）；湘王朱柏（1371—1399年）；齐王朱榑（1364—1428年）；以及岷王朱楩（1379—1400年）。一年之内在五个举足轻重的藩封被废之后，燕王便成了下一个目标。朝廷承认他是最棘手的敌人，因此在行动上很小心谨慎；可是，这样一来反而给了燕王集结部队和作准备的时间。① 现在不能肯定，燕王何时才开始下定决心对抗朝廷。据有些材料说，他在道衍和尚（后名姚广孝）的影响下很早就有和朝廷对着干的意思；按，道衍是明太祖派到他的王府里来任事的，并博得了他的信任。道衍据说在朱允炆被封为储君以后曾向燕王进言，说他注定会有九五之分；他并且鼓励燕王谋划进一步实现他的雄心壮志。当建文朝廷开始清洗他的兄弟们的时候，燕王马上觉察到他的地位危殆，因而他就商于道衍（这时道衍已是他的主要顾问和谋略家），应该采取什么步骤来对付这一威胁。①燕王已经用招降蒙古士兵的办法扩充了他的部队，同时他又和那些对新皇帝已不再抱幻想的宦官内外勾结起来。可是他还无意立即行事，因为他的三个儿子正在南京作为人质，以保证他不乱说乱动。与此同时，双方的间谍和代理人来回打报告。燕王在1398年和1399年搞了许许多多鬼把戏，又是装病，又是装疯，请求遣返他的儿子们。直到1399年6月建文帝才准许他的几个儿子回到他们父亲身边——历史学家们把这一决定称为愚不可及；燕王这才决心用军事行动抗命朝廷了。 敌对行动爆发于1399年7月末；那时有个忠于建文朝的军官抓到了属于燕王藩国的两名下级官员，并把他们送往南京以煽惑罪处死。燕王抓到了把柄，利用这个机会在8月5日向邻近几个州县发动军事进攻，借口要清除朝廷里的奸佞官员。这标志着在朝廷和燕王之间开始了一场血腥的、持续三年的军事对抗；后来这场战争被掩饰而说成是“靖难”之役。② 为了给他的叛乱设词辩解，燕王在后来几个月内精心策划了几篇文告：它们包括在1399年8月和12月致朝廷的两封信，以及后来给官民一体知照的宣言。这位藩王坚持说，他正在进行的是终止内乱的正义行动，而且无论衡之以儒家的孝道，还是衡之以规定诸藩王义务的《祖训录》中的条款，他的行为都是对的。①他指责皇帝，特别是指责他没有把他父皇的病情告知他，没有让他奔临丧葬；另外，还指责他毁坏先皇所居之宫室，从而背弃了洪武帝的祖训。 他还指责皇帝受齐泰、黄子澄等宵小之臣的诱惑，对诸皇子进行了迫害，并且错误地指控他在做军事准备来反对皇帝。他争辩说，他所采取的行动是正当的自卫，同时他要求皇帝去掉左右的奸诈顾问们，恢复太祖皇帝的法律和制度。除此之外他还声称，他有义务来执行这次惩戒使命，因为他是马皇后所生的最年长的健在儿子，就责无旁贷；他指天誓日地否认他对帝位感兴趣，只是说他是本诸《祖训录》中的规定而开始清除朝廷中的小人官员的。
根据现代历史学家所提供的材料，他的任何指责是否有充分的事实根据，或者他是否真正能够在当时就把这些论点公诸于世，是值得怀疑的。可是，这些指责对燕王来说却是关系成败的问题；最终地它们要使他对抗朝廷的行动站得住脚，并且还可帮助他纠集能够抗命的人马。这就是为什么这位藩王在篡夺皇位以后要窜改历史记述，把那些和他的言论相矛盾的记载统统去掉，换上支持他的合法继承权利的一些历史说词。①
编辑本段明惠帝朱允炆的下落
建文帝朱允炆是明朝的第二代皇帝，其父朱标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长子，早年立为太子，不幸中年早逝。朱元璋按封建礼法传统，立朱允炆为皇太孙，朱元璋死时，他已21岁了。继位后改“洪武”为“建文”，史称“建文帝”。但在位仅仅四年，即被他的四叔燕王朱棣用武力推翻，而下台后的建文帝下落，却又成了千古疑案，众说纷坛。主要有： 隐居说。永乐二年（1404），何福之弟何禄，携子魁二、魁五与何福季子魁六，祖籍湘潭、原任左军都督顾成之孙顾兴国，战殁鄱阳湖的旗武将军齐成之子、千户齐兴（世界文化名人齐白石宗族之始迁湘潭祖），护送建文帝朱允炆由江西抚州临川来湘潭，护送人的眷属亦在随行之列。朱允炆始藏银塘，先后移居县城东隅之金泥湾和西乡之碧泉，改姓名为何必华，字汝川，娶银塘四甲土着何氏何惠之长女为妻，终年87岁。 据湖北麻城龟山族谱记载何必华乃水部堂何姓二世祖，其后有何应瑞为明朝工部尚书，第二十三代孙何畅（有待考证） 自焚说。据永乐年间《实录》和《明史稿》的记载，建文帝继位后，即用兵部尚书齐泰和大常卿黄子澄谋，定策削藩。领兵在外、身为燕王的朱棣立即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起兵南下，发起“靖难之役”。不到四年，燕王即挥师渡过长江，兵临南京城下，建文帝求和不允，只好死守，但是他的主帅李景隆却打开金川门迎燕王大军入城，满朝文武纷纷投降。建文帝眼看大势已去，不得已下令焚宫，顿时火光熊熊，建文帝携皇后马氏，跳入火中自焚，妃嫔侍从等，大都亦随其蹈火而死。燕王朱棣入宫后，清宫三日，搜查建文帝下落。宫内侍人都说建文帝已自焚，并从火堆里扒出一具烧焦的尸体证明之。燕王见到尸体，分不清男女，惨不忍睹。其继位称帝后，只得以天子“礼葬建文皇帝”。《明史·成祖本纪》及《明史·方孝儒传》均持此说。 削发为僧说。清代名人吕安世和近人蔡东藩等则认为燕军破城后，建文帝无可奈何，遂想一死了之。此时少监王钺告诉他：你祖父临死时，给你留下一个铁箱子，让我在你大难临头时交给你。我一直把它秘密收藏在奉先殿内。群臣急忙把箱子抬来，打开一看，里边有三张度牒，就是做僧人的身份证，上面写好了建文帝等三个人的名字。还放着三件僧衣、一把剃头刀、白金十锭、遗书一封，书中写明：“建文帝从鬼门出，其它人从水关御沟走，傍晚在神乐观西房会集。”据此，建文帝三人剃了头，换上了憎衣，只带了九个人来到鬼门。鬼门在太平门内，是内城一扇小矮门。仅容一人出入，外通水道，建文帝弯着身子出了鬼门，其他八人随之出了鬼门后，就看见水道上停放着一只小船，船上站着一位僧人，僧人招呼他们上船，并向建文帝叩首称万岁，建文帝问他怎么知道我有难，僧人答道：“我叫王升，是神乐观住持，昨夜梦见你祖父朱元璋，他本是出家之人，叫我在此等候，接你入观为僧。”至此，建文帝似削发为僧，继承了祖业。 此外，在《明史·姚广孝传》和《胡濙传》里记载：明成祖朱棣当了皇帝后，对建文帝自焚而死，也产生过怀疑，也有人告诉他那具烧焦的尸体是马皇后的，建文帝削发为僧外逃了。他就把建文帝的主录僧溥洽抓了起来关进监狱长达十余年，逼他供出建文帝下落。并派郑和下西洋“欲寻踪迹”，派户科都给事中胡濙遍行郡、乡、邑长达16年，搜寻建文帝下落，一直到朱棣死前一年的一个晚上，他已睡下了，但听说胡濙回来了，急忙穿上衣服，在卧室单独召见。胡濙访得建文帝离开紫禁宫后，削发为僧，既没有去神乐观，也没有去西南、东南周游避难，而是被僧司溥洽所救，一直藏在江苏吴县普洛寺内，此后一心为僧，无复国之意。近年徐作生也通过查阅大量文献和实地考察后，指出：永乐二十一年（1423），建文帝死于江苏吴县穹窿山，终年46岁，葬于皇驾庵后的小山坡上。 红崖天书
? 也有人指出，建文帝自焚身亡是历史真实，因为当时燕军兵临城下，把紫禁宫团团围住，建文帝想逃也来不及了，更何况经考查也无鬼门、御沟逃路。建文帝也深知他的四叔是个贪权无厌、残暴无情的武夫，落在他手里决无好下场，不如以死了之为上策。燕王朱棣也绝不会让建文帝活下去，否则，他就不能当皇帝。朱棣为了不留下“杀侄夺位”之臭名，故意苦心寻找建文帝下落，留下了历史疑案，这可能是朱棣的用心之机。 综上，朱棣在即位后，下令搜寻建文帝，这是历史事实。但他的真实用心及建文帝的真正下落，至今仍是一个未揭开的历史之谜。 有的学者认为，朱允炆并没有死，而是走了后门，到了山中去做了和尚，红崖天书就是他写下的
编辑本段内战：1399年8月—1402年7月
在叛乱开始的时期，燕王尚不占兵力上的优势。他的军队只有10万人；除了他的封地北京之外他也没有能够控制任何其他领土。南京的建文朝廷有一支三倍于燕王军队的常备军，拥有丰富的资源，并且已经废除了几个封建藩国。但是，这种简单的比较会把人引入歧途。燕王的强大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他自己有领导能力；他的军队素质高——包括来自兀良哈诸卫的蒙古骑兵大队人马；他的战略高超；他又有不可动摇的必胜的决心。反之，皇帝的军队因指挥上无决断和协同作战不好而大受损害；同时朝廷又分散精力去搞那些甚非急务的政府改组工作，这当然也影响了战局。② 从1399年末到1401年中叶是战争的开始阶段，它主要限制在北京（北平）府的附近州县和山东济南附近的据点。战争正式开始于8月末，那时建文帝派遣耿炳文（约1339—1404年）这位退休的高级军官为大将军去平定叛乱。9月11日，耿炳文想把叛军限制在北京附近，便在北京西南的真定部署了13万人的大军，但在两个星期之后便受了重创，被打败了。①于是已故的将军李文忠（1139—1184年）之长子李景隆接过了指挥权；但是，他也同样无能。10月中旬，燕王离开他的封地去寻求新兵；李景隆便乘他不在北京的机会率领讨伐军从南京地区开往北京。他在11月12日合围北京，但是燕王马上回师并击败了李景隆；因为李景隆的士卒大多数是南方人，不耐北方的苦寒，因此他被迫在三个星期以后退兵到山东西北的德州。② 12月6日，燕王又送了一封信给朝廷，指责齐泰和黄子澄。作为战略上的姿态，皇帝正式罢免了他们两人的官职，用茹瑺（1409年死）代替了齐泰。可是，事实上他继续依靠他们出谋划策。在1400年1月月中，燕王又在西北发动了攻势，攻入山西；他在山西攻取了一个关键的府城之后就直趋首府大同。李景隆拖延了时日。当他的援兵在3月份到达大同时，燕王已经回师北京，李景隆便拖着疲惫和深受北方寒冻之害的军队返回德州。① 1400年5月，双方在北直隶中部保定附近的白沟河岸上展开了一场大战。李景隆这一次想用钳形攻势一举粉碎燕王的军队，但是他在5月14日因大暴雨和洪水而失败了。四天以后，两军约60万人马打了一场对阵战。李景隆的军队拥有火器装备；但是他再一次受重创而溃败，在5月30日先退到德州，然后又退到济南。燕王现在却受到平安将军（1409年死）部下一支帝国骑兵队伍的威胁；幸而他的次子朱高煦从北京率援军来到才救他脱离了险境。

⑥ 朱棣在位期间，为什么这么有钱

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间，明朝的综合国力可以说是空前的强大，那么他是哪来的这么多钱呢，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一、其实朱棣就是个富二代，他的钱很大一部分都是他老子朱元璋给他留下来的。朱元璋一手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建立起了大明王朝，要说他没钱，打死我也不信。当年元朝横征暴敛，统治者可以说积累了很多财富。由于被打败时走的很匆忙，其中很大一部分财富没来得及带走，就便宜了朱元璋。

二、朱元璋在位的时候，很重视官员贪污的这个问题，对于贪污的官员惩罚比较严厉，少了这群贪污犯，国家财政收入也增加了不少。还有一点，朱元璋是个贫苦出身，因此他很重视农业的发展，他在位期间，国家农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各地上交的税收比以前多了许多。

三、君主开明，重视发展。一般每个王朝刚成立的时候，国家都会比较兴盛，这是因为前两任君主大都经历过动乱，知道农民生活不易。所以在统治前期，他们都会执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要知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尤其是封建社会，国家想要强大，农民是很重要的。

四、能人异士辈出。明成祖朱棣手下有个着名的黑衣宰相姚广孝，这个人的才能可以与刘伯温相媲美，他是靖难之战的主要策划者。后来被朱棣封为宰相，有这样的人帮助朱棣治理国家，国家想不兴盛都难。

⑦ 历史：元朝、明朝、清朝的治国(改革)措施

明清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达到了顶峰.在中央废丞相，权分六部，六部长官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由皇帝亲自控制指挥。这一措施，解决了君权与相权的矛盾，进一步强化了以皇权为代表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历时1000多年的丞相制度被废除。设立厂卫特务机构加强对官吏和百姓的监视。厂、卫特务机构的设置，并凌驾于司法部门之上，受皇帝直接领导，互相制约，构成皇权专制的可靠支柱。这一措施具有独创性，表明皇帝对自己的统治缺乏信心。它的出现，标示着君主专制统治的空前强化和专制制度的腐朽反动性加强。在地方废除行省，设三司，分掌地方行政、司法、军政。三司是朝廷在省里的派出机关，互不统属、分权鼎立，互相控制，遇有重大事宜，由三司合议，上报中央部院，从而便于中央垂直领导，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其结果形成极端的君主专制统治。八股取士，为统治阶级推行君主制制度培养了官僚队伍。其结果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对中国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严重阻碍。制定《大明律》·这些措施的核心是加强君权，形成高度强化的君主专制统治。
清朝：增设军机处；大兴文字狱。

⑧ 宋朝和明朝哪个朝代更好

个人认为大明比宋要强！
第一经济上，从洪武初的贫困局面逐步发展，到万历年间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而且两百多年间经济没出现过宋的北方经济毁坏（靖康耻）。而宋朝经济虽发达，却是建立在后周政权的基础上，当时北方仍是经经济中心，北宋建国伊始就一家独大了。所以宋明发展经济的基础有不同的。宋虽然要好，但情况略不同。
第二是疆域，大明之疆远迈汉唐，东北至现在俄罗斯境内，西达哈密卫，是大统一时代。宋前期就没有幽云十六州，南宋还丢了中原。
第三，军事。明立国二百七十六年，北征鞑靼瓦喇，东平辽东，南打安南。在朝鲜歼日军援李朝。内外战无数，守要害，屯军九边以安民。驱夷狄有道，恢复中华。而宋就惨点了，和辽金夏元都打过，尽赔钱了，南宋时还对金称臣。
第四，治世盛世。明有三段盛世，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六伐北虏，武功强盛。后来的仁宗宣宗时期虽不再开疆土，但尤能守成，政治清明。后世称“仁宣之治”。其后八十年，中衰的明朝在明孝宗带领下再度强盛！史称“弘治中兴”。大明最后一次大治在明神宗万历年，在首辅张居正的努力之下，推行新政。使得万历时期成为大明王朝最为富裕的时代。而北宋时仁宗最盛，后渐中衰，虽有王安石改革，但中道停废。宋室南渡后也只有宋孝宗时期比较兴盛。
第五，人才。宋明都是文人辈出的时代。思想家，文学家灿若星辰。但两宋名将相对较少，偶有岳飞等奇才也不得重用。而明朝从建国之初到其灭亡之日都不乏将才，如徐达、蓝玉、于谦（儒将）、王阳明（儒将加思想家）、戚继光、谭纶、卢象生等人。 第六，骨气。大明276年，连带后来的半臂南明及一隅之明郑时期总共有315年，无两宋岁币、无汉唐和亲。天子御国门，君主死社稷。是中华历史上最硬气的王朝。
第七，思想。宋出理学，但现在看来实在是封建陋规，阻碍进步。而明中期以来心学日盛，引领了明末的思想解放。王阳明、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思想家辈出。 有此可见，明远胜于宋！

⑨ 如何评价明朝永乐年间的财政

说起通过“靖难之役”篡逆而起的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除了“篡逆”的行为后世颇多指摘，登基之后倒行逆施，大肆屠杀建文旧臣的行为招致抨击外，历学家对其在位22年的评价还是挺高的。明朝永乐年间的国家财政年收入约三千万两白银！靖难之后，中原糜烂。但是朱棣登基后，营建北京城，北征蒙古，南征交趾，疏通新开运河，郑和下西洋，还要修大典。上面每一件事都是要花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却少有人称永乐朝横征暴敛，百姓民不聊生。说到这不得比提一个人被海内外诸多明史学家赞为“永乐盛世大账房”的名臣--夏元吉。这全因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这个集列朝所有“鸿业”于一身的时代，列列伟绩，归根结底都离不开一个字--钱。升官为左侍郎数月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四月，夏元吉?到了他任上的第一个重要差事：赴江南治水。彼时江南，是大明朝物产最为丰富之地，是税收的主要来源。可自洪武三十一年以来，连年暴雨成灾，导致粮食减产，国家赋税大损，朱棣颇为重视此事，早在入主南京初期，就先后派遣工部侍郎吴中，兵部侍郎方宾于建文四年八月，十二月两次下江南治理。可这两位跟从朱棣北来的“老班底”不通南方水情，以至徒耗民力，劳而无功。因而夏元吉此行，朱棣甚为重视，行前专门派督御史俞士吉送水利书籍给夏元吉，两个月后，又派户部右侍郎李文郁前往协助。夏元吉到后，先反复考察水情，然后力排众议，更改传统治?方法，提议从吴淞河至太湖之间开凿运河，并在沿途设置水闸，控制流量，以求“涝则分洪，旱则灌溉”之效。此举动用民工10万人，夏元吉以身作则，布衣麻服吃住在工地，亲自督工，旁人劝他注意休息，他却答道：民工都在辛苦，我怎能独享安逸。众人闻之感动，工程大进，次年，他又督造了连通白秋河至太湖的工程，将江南两大河流贯通起来，至永乐二年九月全线竣工，从此“苏淞农田大利”。值得一提的是，西方采用相同的治水方法，要等到200年后的美国田纳西水利工程时。其江南治水功绩，连朱棣的第一谋士姚广孝也为此称赞夏元吉道：古之遗爱也。 初建奇功的夏元吉自此得到朱棣荣宠，归南京后愈加器重，不久后升为户部尚书，正式担当“大账房”。他借此劝谏朱棣废除“文字狱”，并为朱元璋时代因文招祸的文人们“平反昭雪”。一番开导，终令朱棣下达了“大明朝不因文杀人”的训诫，一批之前蒙冤几十年的文人，诸多被封杀的诗文着作，从此重见天日，明朝文化繁荣，百家争鸣，更从此开始。 夏元吉在永乐时代的最重要作用，是和永乐时代一系列“大功业”紧密相连的：造宝船下西洋，编修《永乐大典》，南征安南动兵30万，5次北征蒙古，平均每次动兵50万，经济花费都是天文数字，对比前朝后世，号称“丰庶”的隋朝炀帝时代，后人赞为“富宋”的北宋徽宗时代，累积“十大武功”的清干隆时代，上述的“大动作”仅进行了一两样，便招致国库空虚，苛捐杂税丛生，百姓负担激增，以至变乱四起。但永乐?代，虽说难免劳苦百姓，却终能将这些“大动作”一一完成，个中的奥妙，正在于夏元吉的“理财之能”。清朝历史学家赵翼曾赞叹说：历朝论理财能者，唯桑弘羊、夏元吉二人也。将之与西汉经济学家桑弘羊相比，评价可谓甚高。 夏元吉之所以能顺利解决这些问题，在于他高人一等的经济眼光。朱棣的历次“大动作”中，不断有人提议用增加赋税的办法解决筹款问题，每次夏元吉都坚决反对，他的诀窍，可以概括成一句话：“裁冗食，平赋役，严盐法，钱钞之禁，清仓场，广屯种，以给边庶民，且便商贾。” 这些方法中，“裁冗食”最难办，其内容涉及到“机构精简”，减少皇室开支用度，甚至限制朱棣本人花费等问题。夏元吉知难而上，永乐四年，借筹措下西洋经费为由，请旨裁减中央到地方闲散衙门200个，分流近千人。朱棣每年给诸皇子的赏赐，也经其谏劝，每年俭省近三分之一。朝廷禁军，经其核算淘汰大量老弱残兵，建成兵少战力精的“三大营”，这件件事情都是“得罪人”的，曾有人向其贿赂以图“方便”，夏元吉将众人的贿赂之物尽数挂在家中屋檐下，以表清廉之意。接着流言四起，不断有人在朱棣面前进谗言，好在朱棣对其信任有加，多次告诫群臣：“构陷夏元吉者，处重罪。” 其他几条政策同时施行，“平赋役”，增加对富户阶层的税收，减免贫民阶层税收，并允许乡民出钱代劳役。“清仓场”，即清理各地仓库，严查贪污，每遇贪墨要案，他亲自核算，屡屡揭穿贪官伎俩。“广屯种”，招募内地无地乡民去边塞耕种落户。这不是朱元璋时代的“强制迁移”，而是国家出台“优惠”政策，用免税和经济补助吸引农民前去落户，结果九边各地22年来“户口增倍”，最早从内地“闯关东”的人，也恰出现在这一时期。而各个政策里，最关键也最难办的是两样--“严盐法”“钱钞之禁”。 “严盐法”，是对洪武朝时杨思义倡导的“开中法”的再调整。“开中法”自洪武年间实施以来，对巩固国防，加强边地防务起了重要作用，但到永乐时期却情形大变。自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起，朱棣开始主动出击，先后5次大规模对蒙古用兵，虽捷报频传，但每次出师都在30万人以上，加上“下西洋”“开运河”“通西域”等大动作同时进行，财用自然捉襟见肘，无奈之下的夏元吉“跳跃性思维”，变“开中法”为“严盐法”，即由每年商人向九边输?换取盐引，变为商人仅向北征蒙古的“出发地”集中输送粮食换盐引，这小小的调整，虽减少了九边其他边镇的收入，却保证国家可以短时间集中大量钱粮，打好北征之战。后来迁都北京时，他故伎重演，解决了大明迁都的经济难题，虽说是“权宜之计”，可毕竟解决了问题。“钱钞之禁”是朱元璋时代的“历史遗留问题”。洪武时代，朱元璋发行纸币，即“洪武宝钞”，但当时明朝发行纸币并无“准备金”，导致纸币贬值，物价飞涨。到永乐时期，虽出台禁令，严禁民间金银交易，但老百姓依然对宝钞采取抵制态度，具体方法是，每到用宝钞交易时，就故意哄抬?价，每到用铜钱交易时，便恢复常价，虽时常重惩，却屡禁不止，以至一度“纸不如铜”。夏元吉反对用强，对症下药，一方面紧缩银根，保障宝钞信誉，另一面让宝钞价格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食盐挂钩，以维持宝钞经济价值。“经济手段”确实管用，不久后物价渐趋稳定，国家财政日益平稳。 身为“大账房”，又面临国家每年“花费如流水”的情景，自然养成了夏元吉“用度谨慎”的特点。每年他“谏阻奢靡事百件”，甚至包括宫廷开支和藩王用度等行为。永乐时代的各式“大活动”，如接待外国使节，修筑河道，乃至练兵设防?样样用款，但凡是由他负责，皆小心百倍，认真核算，能省则省，为此也时常与兵部、户部等部门的官员发生争执，由此得了一个绰号：夏刺头。所谓“刺头”，在当时民间方言里，是“小气鬼”的意思。 这“刺头”也终于刺得朱棣龙颜大怒。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朱棣欲发动第三次北征，一举平灭鞑靼太师阿鲁台。深感国家财政日益吃紧的夏元吉竭力阻止，触怒了朱棣，加上一直深恨夏元吉的国公张辅以及汉王朱高煦的争相挑拨，夏元吉被解除职务，送“内宫监”长期关押。幸好深知其才的太子朱高炽从中调解，方才保住了他的性命。 在抄其家的时候家中仅布衣和瓦器，朱棣闻之感叹：“果然刺头也。”而北征的结果也不幸被夏元吉所言中：朱棣连续发动远征，“严盐法”渐被滥用破坏，国家财税捉襟见肘，国库空虚，从夏元吉下狱的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至朱棣病逝于第五次北征归途的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仅大米的价格，就从1石1贯宝钞，上升到50贯宝钞。朱棣病逝后仁宗朱高炽登基，赦夏元吉出狱官复原职，首任要务还是解决这“通货膨胀”问题。夏元吉殚精竭虑，再改“严盐法”，允许商人用宝钞直接换盐引，规定以300贯换1引，另外继续对皇帝“刺头”，禁绝宫廷奢靡消费。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后，夏元吉主持改革商税，减少国内关卡，鼓励商品流通，削减收税比例，做到“税少而财增”，经永乐时代日益空隙的国库，终于重新充裕起来。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夏元吉退休，数月后病逝于家，赠太师。这位历事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的“大账房”，堪称“永乐盛世”“仁宣之治”两大黄金时代的关键人物。 补充一点，素来被认为“刺头”的夏元吉，也有大方的时候，比如每年划拨给各地收养孤寡老人的养济院的经费，从来都是逐年增加。但凡有各地闹灾，划拨救济粮米均大大超过预算。私生活方面，其亲弟弟从老家来看他，他仅赠米两石，但对京城周边乃至老家的孤苦学子，却时常得其无私资助。在这位“大账房”眼里，钱用在老百姓身上，也就用在了“刀刃”上。